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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流氓教授”郎咸平引起的那场争论怎么看都像一次有预谋的策划，从攻击顾雏军和张瑞敏开始，过渡到对国退民进产权制度改革的抨击，最终目标落定在新自由主义学派。相映成趣的是国内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基本上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郎咸平在唱独角戏。
尽管有杨帆、左大培等人的呼应，8月28日的郎咸平依然有些落寞，他期待与会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林毅夫、茅于轼没有一人到场，换句话说，该来的一个也没有来，张维迎在深圳的企业家高峰会上还在重复着那个不知在多少个企业家论坛上都抖过的包袱，希望善待我们的企业家们，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语换成了郎咸平，好像郎咸平真的是在和中国企业家们过不去似的，在这样的误识面前，郎咸平期望的争论已经化成梦想。
本来这极有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最后一次快意对决，本来这极有可能改变中国经济学家丧失道德良心的指责，本来这极有可能重塑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影响力。
为什么国内的经济学家选择沉默？
难道所有的人都已沦为郎教授攻击的缺陷人格而无力还击？
难道所有的人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代言人而心慌发虚？
难道所有的人都真的看不到海尔和格林科尔的套路而自叹弗如？
不是的。
水皮在“流氓教授何以痛骂保姆”杂谈中说，很多人都能看出“国退民进”中的问题性质，很多人也都清楚这和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的问题有惊人的相同之处，但是，很多人，包括水皮在内都对此心理上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什么心理障碍？意识形态上的心理障碍。
事实上，我们习惯以政治的眼光看经济，以主义的高度看问题，以整体的判断看个案。因此，我们事实上都犯了一个通病，那就是为“私”者讳。
我们特别担心对于个别私营企业的揭露而败坏私营企业家的形象，我们特别担心这种形象的败坏会影响到中共对于私营经济的判断，我们最担心的莫过于由于误断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趋势的逆转，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在官场文化中，宁左勿右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深入人心。
郎咸平说中国的产权改革存在两大误区。误区一是产权问题能解决所有问题，误区二是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郎咸平的话有道理；郎咸平说中国的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其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郎咸平说的也是事实。
坦率地讲，郎咸平的所作所为和他海外华人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大胆立论，小心求证”是国内的经济学家所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学术状态。于是，郎咸平就成了皇帝新装寓言中的那个小孩，于是人们发现张维迎走到哪说到哪的善待说成了絮絮叨叨的祥林嫂。
若干年前，胡适之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若干年后，郎咸平说“多用数据说话，理念没有任何意义”。
理念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
郎咸平抨击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当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与此同时苏联的诞生又宣告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压抑和刺激，新自由主义走上前台，但是不幸的是随即发生的经济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实际上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罗斯福新政拉开凯恩斯时代的大幕，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全球进入“滞胀”，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执政，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成为主流经济学说，新自由主义以里根经济学的面貌重新示人，并且把反国家干预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和理论高度，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几乎成为同义词。
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开始嬗变为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成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
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议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出席的人既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的政府官员，也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在会议的总结中说，经过讨论，与会者对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共识的主导力量均来自华盛顿，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共识之一：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共识之二：把政府开发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共识之三：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共识之四：实施利率市场化；
共识之五：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共识之六：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共识之七：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共识之八：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共识之九：放松政府的管制；
共识之十：保护私人财产权。
威廉姆认为，这些共识不仅适用拉美，而且也适用于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似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