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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体改委
刘纪鹏，这位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的骁将，现在“蜗居”首都经贸大学里满怀感叹地说，他想念体改委。他想念的原因有三：一是原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要写回忆录，他想起15年前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动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体改委凭借独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了15个部门的70多位同志，围绕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出乎预料”。
二是近来股市持续下跌，他想到了《国九条》。以证监会为主，组织12个相关部委成立6个小组，落实了7件大事，“但每个部门在推进这一过程中，往往是从本部门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加上证监会在其中也涉及一些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不像当年体改委那样超脱，协调起来显得力不从心”。
三是去年以来国民经济在宏观规划和调控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他记起了去年马凯履新国家发改委主任时，他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的话，“记者问我，马凯及其领导的发改委成功的标志是什么？马凯最难的工作是什么？我回答，马凯工作成功的标志就是在其任内能把发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虚。如果发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实，审批权力越来越大，则意味着失败。马凯同志工作最难的环节是说服和带领他的同事进行自我革命”。
现在，刘纪鹏一想体改委，二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因简单，中国经济改革中很多的重大决策和“过桥”思路，都是由这两个机构组织提出和落实的。尽管它们调整一些部门的行政权力会遇到障碍，由于其特殊地位和没有自身部门利益，超脱的地位使其不会陷到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中，这就为总能成功地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面对当前激烈的宏观调控，另一个想念体改委的人是魏加宁。这位吴敬琏的弟子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原先以为，撤销体改委的负面影响可能要过10年到20年才能够显现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由于高层领导在决策时，很难听到客观中立的观点，致使这场围绕宏观调控的争论旷日持久，久议不决。”
想起体改委中立、客观的观点在以往历次宏观调控决策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最令魏加宁遗憾的是，在目前利益多元化，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地区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严重肢解的情况下，却撤销了国家体改委。
而之所以想念体改委，魏加宁认为，正是因为大家看到此次宏观调控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者与中央银行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博弈。大家各说各的话，各有各的利益机制。
在这场宏观调控中，为了了解下面的情况，魏加宁一个省一个省地跑，观察到的利益集团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他介绍说，有关部门起初迟迟不愿意承认经济过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承认中国经济已经过热，那就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尽快中止，国债项目应当尽快退出。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以上时，还在拼命发行国债。“因此，如果国债项目停下来，有关部门就会失去国债项目的审批大权。”
后来，有关部门终于不得不承认经济出现过热，但仍坚持称目前只是部分行业过热。因此，解决办法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行政审批的办法来控制“局部过热”，如此可以一举两得：一边审批国债项目，一边审批过热行业，使得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
统计部门也很有意思。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统计部门，不仅负责统计数据，而且还负责进行经济形势分析。于是，许多部门和专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大家看到有关统计数据时，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也已经发表，因此，其所提供的数据自然要为观点服务，要与结论保持一致。
此外，目前国家统计局还提供经济形势预测。于是当经济走势与原先的预测目标相背离时，就有可能通过解释数据或修改数据的方式来“自我实现”原先的预测目标。而越是当领导高度重视经济走势的时候，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就越有可能出问题，越容易出现“目标颤抖”。
地方政府由于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干部体制以及财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面临着来自上面的政绩考核、来自于下面的群众选票和来自于各地政府间的激烈竞争等三个方向的压力，以及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提供公共服务三重任务。因而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和投资冲动。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便通过资产和负债进行双向扩张。但有关数据却严重缺乏，使得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犹如“踩棉花”，难以发力。
在某些已经出现投资过热的行业中，一方面，国有企业强烈呼吁政府实行行政干预，限制新的企业进入；另一方面，一些民营企业明明知道这些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但仍然希望尽快进入。魏加宁指出，这些民营企业看到产品价格在暴涨，就判断市场存在着强烈的需求，强调自己的管理体制优势，并且准备上最新的技术设备，自信拥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因而对国家发改委强化审批的做法强烈反弹，认为这是在保护技术水平落后和管理水平低下的国有企业。事实上，由于地方政府给民营企业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竞相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导致这些民营企业（包括部分外资企业）低估了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
魏加宁发现，政府官员“明哲保身”的现象也相当严重，一些政府官员常常会说“多种语言”，面对群众说官话，面对领导说好话，面对朋友说真话，面对媒体说假话。
令他更失望的是，专家学者也与十几年前大不一样。“如今专家学者的队伍也已经大大分化，仍然从国家利益出发、替中央政府着想的人越来越少，而为部门、为地方、为行业、为企业说话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他抨击道，“尤其是有的专家离股市比较近，就反对提高利率，也有的专家离房地产业比较近，有的离某些产业比较近，也有的离某些企业比较近。总之，谁出钱就为谁说话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
面对如此复杂的众生像，魏加宁告诉记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已经建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加以“完善”的今天，“我们的行政审批反而强化到如此地步，利益集团对国家权威的挑战如此强硬，不能不令人深思”。
“新政”
与魏加宁担忧利益集团挑战中央权威不同的是，在这场惨烈的宏观调控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关心的是此轮经济过热对社会弱势群体所造成的损害。
王振中告诉《商务周刊》：“与1993年那次过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过热相当程度上是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的。尤其在2001年以来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土地的开发是建立在直接占有农民耕地和城市居民拆迁基础上的。我看到的数据，过去几年里面，地方政府低价从老百姓那儿拿来土地，再高价卖掉，以此获利9300亿人民币之多。”他强调，这种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去年因拆迁导致的连续两起自焚事件，为建国以来罕见。
王振中近年来一直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他发现，改革开放、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分化也日益扩大。比如城乡收入差距，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中国却为3.3:1或3.5:1。收入分配上更加严峻，目前中国的基尼基数已经接近0.5，远超过0.4的警戒线，不但比美国和英国高，甚至比印度和斯里兰卡高。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扩大。
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的GDP增速较高，但在收入分配上却逊色的多。“经济增长高速下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可以概括为不公正的增长或非繁荣增长，而正是这种不公正的增长，加速了中国社会诸多利益集团间的强弱分化。”王振中说。
比如，在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吴敬琏就认为，“强势集团声音大，而弱势集团没有声音。”特别是在立法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强烈指出，“弱势集团没有利益代表者，大部分属于首长立法、外行立法。”其结果就是弱势集团的利益不断被侵削，社会资源迅速向强势集团聚集。
在7月底的一次由《比较》主办的只有少数媒体高层参加的内部讨论会上，诸多出席会议的财经高官和学者都对此表示忧心忡忡。一位财经高层官员谈到：“现在立法时，各种利益集团活动，通过各种渠道在底下影响。”
他无奈地指出，一些部门为了通过自己的法律，都要找法制局的人吃饭想办法勾兑，到了法工委再找法工委的官员勾兑。
事实上，在立法过程中，各权力部门的意见本来就非常重要。他介绍说，因为国家法制局每年大约要过几百部法，两周一次的会，包括说明，各部门讨论，一位政府高层领导真正熟悉一个法的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所以，只要有一个部门跳出来反对，就会以草案还不成熟退回。他们相互之间还有交易，你同意我什么，我同意你什么。最后到法制局那里，所有的明显的反对都已经统统撤掉了。“因此，很多立法出来后，内容有些奇怪——没法执行，它牺牲了法律内容，在法律技术上有很多问题，但是它取得了各部门的同意。”
这样一个现状，无论是官员利益集团，还是吴敬琏所指的第三种社会力量，都将有巨大的空间，像张宇燕分析的那样依靠国家立法实现集团利益。丁宁宁在该次内部论坛上，就宏观调控中反映的一系列问题直问，“越来越大的利益集团，导致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与张宇燕等经济学家一样，对于利益集团，吴敬琏并不反对它的存在。“我们现在都不承认利益集团的利益，好像一说到利益就是杀人放火。但利益集团事实上是存在的。”他说，“否认它的结果就是没有建立制衡机制，强势集团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且都是以全体人民利益的名义，说的是一部分人的要求。”
因此，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各种群体、各种利益集团都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尤其是让弱势集团有足够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免侵害，使社会中的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平衡发展。而不是一个被第三种社会力量“挟持”加垄断的坏市场经济更不是一个为既得利益地得所有、所享所治的市场经济。
在吴敬链看来，要扼制中国的市场经济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迫切需要做好的两件事是：努力保持起点的公正，努力建立法治。为此，政府应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废除行政审批制度，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完善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和加强监督，制止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实现交易过程的透明化和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等宪法权利的行使以及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同时，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施行宪政，实现权力制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让公众广泛参与立法过程，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并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
王振中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从决策层着力实现亲民的执政思路来看，新一届领导已经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尤其是在此次宏观调控的整个过程中，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只要是牵涉群众利益的事，都是大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新一届领导已经开始全面转变思路，从偏重效率到重新认识公平的社会意义，将利益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倾斜。”
那么，如何在中国大转轨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如何避免未来发生2004年这样的经济大“阵痛”？张宇燕提到了西汉的名臣贾谊的《治安策》中的名言，“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少其力”。
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个相互制衡、平衡发展的社会利益体系，而不是一个“哑铃”社会，就像2004年国务院一号令所展示出的精神那样，进行一场“罗斯福”式的中国“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