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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忠平 实习记者 林 睿 贵阳报道
这个夏天， 号称“江南煤海”的贵州正面临着一场煤电之争。
截至6月底，贵州全省煤炭库存156万吨，仅相当于上半年平均月产量的1／5强；到7月底，贵州12家火电厂纷纷告急：电煤库存只有26万吨。
记者从省煤管局了解到，其中库存最多的火电厂4．8万吨，最少的只有0．3万吨。“有些电厂的存煤量仅够维持半天到两天。”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更要命的是，电煤质量也在急剧下降。上半年，贵州统调火电机组锅炉熄火25次、减负荷运行349次，机组非计划停运次数中有一半是劣质煤造成的。
饥不择煤
8月6日，贵州电力行业协会召集全省17火电厂（包括5家在建的）合力求解电煤困局。这个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6·8黑色灰尘污染事件”。
6月8日清晨，贵阳发电厂（以下简称贵电）附近的居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夜之间，屋里屋外包括树木花草上撒满了黑色灰尘，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鸡蛋味……
6月26日，贵电被央视《焦点访谈》以“要发电也要环保”为题曝光：污染是因生产机组脱硫设备未建成，没有实现“三同时”（同时设计、施工和使用）所致。
随即，市环保局对贵电处以省内有史以来环保的最高罚款数额15万元；在电视媒体上，贵电厂长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
但贵电也有自己的委屈，脱硫设备并不是唯一导致污染的原因。
经贵阳市环保部门认定，贵电刚进入试生产的机组使用了含灰量超设计值近1倍的劣质煤，致使除灰系统设备故障，加上运行人员处置不当，造成6·8事件。
“出事前，从煤矿运来的电煤里，我们每个星期都要捡出五六卡车的石头，”贵电政工部副主任韩女士很无奈，“8月16日，我们的机器皮带就被一块石头划破了30ｃｍ。”
除了掺杂大量的煤矸石、碎石和矿渣外，据贵州电力试研院近期对全省9大发电厂调查：当前电煤的发热量也已从原5500大卡降至4500大卡；灰分已从过去含量不足30％猛增到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
“这将造成锅炉燃烧不稳，不得不投油助燃”，更为严重的是，省电力公司一人士告诉记者，劣质煤还将大大加快锅炉受热管壁的磨损。
对贵电为什么使用劣质煤，韩女士的回答是“饥不择煤”，煤矿不允许贵电抽查，“如抽查的话，肯定会降低电煤吨位，他们就不同意卖给我们……”
针对这种情况，8·6会议提出：希望政府“有形的手”解决。比如加快大型煤矿项目审批进度，加快开工一批中小型煤矿；采取措施控制煤炭外运，只有完成了省内的量后才能卖给省外；要从省内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单纯依靠电煤价格上涨来解决供需矛盾等。
会上多家自办煤矿的电厂诉说，当前煤炭每吨生产成本不过五六十元，但贵州电煤已上涨到每吨136—155元，高于成本2—3倍，“已属暴利”；有出现亏损的发电厂，高调提出，“（电）发得越多，亏得越多”。
煤电之争
“电厂这是在向政府施压，”贵州林东矿务局是省四大国有煤矿企业之一，副局长熊礼忠对电厂的“集体上谏”直言不讳，“如果（我）是个体户，我根本就不会把电煤卖给它们。”
尤其是清镇发电厂（以下简称清电），熊礼忠一想到就来气，“一赖账就赖了7年。但都是国有企业，我们还不是按政府安排每年继续送煤啊”。
清电1970年正式发电，最高年发电量45亿Ｋｗ。根据买卖合同，林东矿务局向清电供应煤并先行垫付短途运杂费及自备车租金等。
但自从划给华电集团后，原属省电力公司的清电2003年亏损900多万元，今年上半年亏损高达4600多万元。在此背后，1996年至2002年期间，清电“拖欠”支付林东矿务局垫付的——“依省物价局文件规定调高的”——部分费用。
去年3月，林东矿务局一纸诉状将清电告上了法庭。
8月1日，贵阳市中院判决：清电向林东矿务局支付短途运杂费、自备车费用等共计利息约376万。记者了解到，由于不服中院判决，清电已上诉至省高院。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可算得上是“贵州煤电之争第一案”。
不光是清电，截止到7月，拖欠林东矿务局的还有遵义电厂、大龙电厂等，熊礼忠说，“有的电厂不愿还钱，就直接表示上网电价低还不起钱。”
今年1月30日，省物价局发布通知：从2004年1月1日起，省煤炭企业的电煤一律在2003年政府指导价（发热量4800大卡）基础上每吨提高12元。即：四大国有煤矿的电煤出厂145元／吨，地县乡镇煤矿的电煤到厂126元／吨。
“贵电出事，是因为有人拿买国有电煤的钱买了126元／吨的，”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这样一来，个人可赚差价，企业可把买小煤的钱换成大煤价，与政府算上网电价。”如果国有的与乡镇的电煤混合比例是7：3，该人士认为贵电就不会出事。
他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吨电煤按500克发1度电算，共可发电2000度。每吨电煤按135．5元（145元／吨＋126元／吨／2）算，每度电的电煤成本就是0．06775元。清电两台40万Ｋｗ机组，电煤年耗最多140万吨。按业内说法，“煤炭成本占发电厂总成本的75％”。那么，发电厂发1度电的总成本约为0．09033元。
“根据清电最低上网电价0．144元每千瓦时算”，该人士认为清电每度电还能赚0．05367元，“一年发电30亿Ｋｗ的话，就能赚1．61亿元，清电会亏吗？”
“贵州的电厂在煤窝子里享福惯了，”该人士一针见血指出，“春节前，贵州电煤卖到江西电厂就是350元／吨，人家怎么没亏呢？”最让他不解的是，很多电厂并不执行政府指导价，“大部分至今都表示在向上级部门请示，请示谁呢？五大电力公司！”
正如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说，“哪个省产煤，哪个省的电厂就没有煤；哪个省不产煤，哪个省的电厂就有煤。”
“尴尬”的政府
贵州并不是这个跷跷板游戏的唯一参与者。在这场游戏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也是微妙的。
7月1日，贵州电煤的政府指导价再涨10元，分别是155元／吨、136元／吨。同时，上网电价也调高了2分多。
在“捧煤电”的同时，省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控制煤炭外运——
4月开始对1000多家煤炭经营企业实行动态管理，选择80余家实力强的统筹安排铁路运输；8月1日又出台新规，对出省煤炭征收每吨30—70元不等的价格调节基金。
这一系列调整最终能否取到预期效果，一些业内人士并不看好。就拿政府指导价来说，有人说太高；有人说低了，外运理所当然。
“生产成本五六十元每吨的煤炭，现在全国都没有，”省黔联煤炭销售公司吴文学不认为政府指导价高了，“有，那都是非法小煤窑的。国有煤矿的完全成本就要170元。”
贵州能发电力燃料公司总经理武崇模向记者表示，“五六十元是低了点，我认为成本80元／吨左右。”
自称“煤电中间人”的武崇模，原是省电力公司的工会副主席。而能发的主要股东之一金元电力投资公司，改制前就是通过省电力公司职工筹集了资本金。
据记者了解，能发的工作就是参股一批大煤矿，控股开发一批中小型煤矿，“现在开发和预开发的煤矿达15对，2006年控股及独资煤矿煤炭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年”。
政府指导价的难堪远不止于此，煤质下降与此也有关系。
“问题主要是发电厂压价收购、不以质论价，”知情人士透露，“政府规定乡镇煤矿的电煤发热量4800大卡126元／吨，有些煤矿的电煤发热量5300大卡，结果也是126元／吨。这当然造成恶性竞争，引发电煤质量下降……”
对此一发电厂负责人认为，“除了一些无良煤老板，煤质下降也与政府指导价有关。文件不应明确发热量4800大卡／千克，这样的标准有误导煤质下降之嫌。”
“不否认，煤炭企业现在是忍辱负重。但对政府来说，如果连本地的发电厂都保证不了电煤，那绝对要影响招商引资，”省经贸委一人士表示卖电是贵州的大局，“煤是一次能源，电是二次能源，仅增值税一项，电是煤的4倍。否则还‘西电东送’干什么？”
然而在政府的“大局”中，也有业内人士隐约感觉到电力公司并不着急，“竞价上网，谁让贵州电价还那么低呢？在电力公司的盘子里，贵州算不上什么。”
死结
对于这场在贵州乃至全国都普遍的电煤之争，煤电双方各有说辞。
煤方说煤炭量足够，因为省外煤价高，外运量增大，造成省内电煤短缺，归根结底是价格问题；电方说贵州电煤价格与其他产煤大省比已不低，而贵州的平均销售电价因受用电结构制约又是全国最低的，关键还是煤炭产量不够。
很明显，电方的“意见”与8·6会议提出的“求解之道”完全吻合。煤炭产量不够的原因，用省电力公司一人士的话说，“大矿建设滞后，小矿关停过度”。
然而这两种意见就像是一个“死结”的两头。省经贸委该人士认为关键是打造利益共同体，走煤电一体化的路。但利益共同体如何打造、由谁来打造，贵州迄今仍在思考。
记者通过可靠渠道了解到的一个信息是，省计委下面的国资基建投资公司曾经有入股金元最终达到控股能发的想法，“不知何故”后来不了了之。而这一“流产”的选择路径，与政府提出的煤电一体化之路，知情人士认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8·6会议提出加快大型煤矿项目审批进度，加快开工一批中小型煤矿，一方面能发们确实需要，该人士告诉记者，另一方面政府似乎正在以此为挟再欲入股金元。
“中国没有哪一次改革，像电力体制改革那么混乱的”，不久前的一次电煤会议上，贵州一政界高层说了这样一句话。但对承担西电东送任务、2003年人均ＧＤＰ全国排名倒数第一的贵州来说，这场能源混乱的影响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