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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谢衡
近一段时间来，财经界最具争议性、最惹人注目的人物，非郎咸平莫属。在近十几天的时间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连续向国内一些著名企业投出“重磅炸弹”:8月上旬，郎咸平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对海尔、TCL以及格林柯尔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随后，郎咸平又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炮轰格林柯尔所谓的“民企神话”，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席卷国家财富”。郎咸平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10万亿国有资产存量再分配的重大难题。
此番激烈言辞，迅速在业界传播，引起相关企业反弹。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格林柯尔。8月13日，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向郎咸平发来律师函，要求郎咸平公开道歉。但郎咸平随即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声称“这是自己自2001年进入内地以来，第一次遭到企业家的‘威胁’”，并表示对顾氏的要求“绝不会满足”，随后，顾雏军正式向香港法院起诉郎咸平。
在应对顾雏军此次起诉时，郎咸平坚定表示，他研究报告所用数据均为格林柯尔的公开数据，所以最不怕走法律途径。不过，让郎咸平感到遗憾的是“孤军奋战”，“到现在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在国内经济学界短暂的集体失语后，部分经济学家开始从“反向”打破沉默，对“郎氏质疑”发表种种质疑。
郎咸平被中小投资者称为“郎监管”。在网络民意调查上，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郎咸平近日又表示，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集团以及民企南京斯威特和上海的复星实业将是他下一个“攻击”目标。
学术自由与获取真相的权利
“在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后，愈演愈烈的争论正在演化为经济学家的集体‘出丑’。”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很清楚，郎咸平提出什么样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论证这个结果的过程是不是科学。我们看到多数反驳者只是一味批判郎的观点，但不注重郎咸平论证这些观点的方法、数据和逻辑。你可以否定，但否定也必须是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指出他错在哪里。”
面对顾雏军的起诉，郎咸平自己就表示，他的研究是经过严谨的学术推论得到的结果，因此是学术性论文。“学术论文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根据实际数据说话，因此根本不存在攻击个人问题，这是极为简单的道理。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根源于顾雏军所公开披露的信息，如果顾雏军认为自己披露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欢迎来函指正，我们很乐意接受。如果对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没有异议，那么盛行于全世界以研究为基础的学术自由披露权是连‘大企业家’顾雏军也不能挑战的铁律。”郎咸平说。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说过，要评价自然科学家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任何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做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
“只要郎咸平研究的方法和数据是正确的，那么你就是再不喜欢他的观点，你都没有权利否定。而如果你只是喜欢他的观点，但得出这个观点的分析方法，采用的数据、模型都是不科学的，那么你也没有资格说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钟伟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李佐军认为，没有故意歪曲事实，没有以偏概全，没有采取诽谤人的态度，而是用可靠的数据和事实说话，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说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企业和资本市场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揭露，这些正是郎咸平等人得到社会公众肯定和褒奖的原因。
也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郎咸平不应该急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这种做法已超出了学术研究范畴。对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
对此钟伟认为，一篇学术论文，学者可以用非常深奥专业的语言来叙述，写的只有同行几千个人才明白，也可以用相对通俗浅显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学术成果，让大多数人都看得懂。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货币主义理论，全世界也没几个人看得懂，但不妨碍他成为多家报纸杂志的专栏作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传播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
“一个人用严谨的还是通俗的语言，通过学术杂志还是大众媒体，在国内还是国外，以张狂还是低调的态度来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都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对个人基本自由选择权，有起码的尊重。”钟伟说。
与尊重学术自由同等重要的是，获取真相的努力与权利。
实际上，对于一般公众而言，有人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格林科尔、海尔等国有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事情“说清楚”显然是比“学术自由”更为重要的事。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国有公司或上市公司与公众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些公司的股权关系往往被编织得极为复杂，几乎没有哪个股民能掌握足够的信息，对自己的投资回报作出理性的预期。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国有公司，不能让人放心地相信国有资产能够在那里安全地保值增值。郎咸平教授以熟练的经济学方法，解构已经被人为复杂化的现象后用通俗的表达方式作披露。他所批评的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现象、管理层收购(MBO)剥削国有资产的倾向，以及庄家行为带来的系统风险，丰富了一般投资者的投资信息。
控制舆论的话语霸权问题
问题是，郎咸平在这样的信息提供中，是不是也会带来另一种信息导向？因此也有观察家提出，警惕隐藏在“郎氏质疑”背后超出学术范畴的话语权控制和学术投机现象，以及这种超出学术范畴的质疑方式对企业信用造成的毁灭性伤害。
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借一系列质疑，本应是正常简单的学术研究正在演化成造神运动，郎咸平似乎正在被塑造成经济学者道德楷模和标准，成为中小投资者代言人，郎本人也誓言这一切质疑没有任何私利，都是为公。再加上“德隆事件”，郎在目前已拥有相当的舆论话语权及影响力。
在郎咸平的一阵“炮轰”过后，家电类个股开始崩溃。老牌家电股四川长虹跌停，海尔、春兰等个股的跌幅超过3%;TCL亦回落5.86%;而不幸成为郎氏下阶段研究目标的南京斯威特，其麾下的小天鹅、上海科技两家个股分别重挫9.61%与7.66%。
实际上，不只是郎咸平，整个经济学界都被指为拥有控制舆论的话语霸权。而“郎顾公案”引发众多经济学者之间的“口水仗”，都成为各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以契机，更赐中国经济学发展以良机。20多年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被推到了至尊的显学地位，它总是透出一股霸气，“经济学帝国主义”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而这一切，无不是经济学家的功劳，也是经济学家们最引以为豪的。
“所有的社会学科都以经济学为中心，经济学家的角色、地位和重要性被夸大，造成经济学家对自己有一种幻觉。过度夸大自己的作用，认为自己有话语权，甚至话语霸权。”钟伟说。
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张维迎则认为，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
实际上，在一个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经济学家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言人，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但却是我们常常刻意回避的问题。正是这种回避让我们以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概念去对照处在财富中心的经济学家的人格和品德，产生出经济学家们有没有良心的质疑。经济学家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神化这个职业只能说明公众自己的无知。“中国也许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家，需要的仅仅是我们对经济学常识的足够尊重。”钟伟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