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已经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和重视。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很复杂，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以厉以宁、张维应等为首的北大经济学派，推行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一直占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主流地位不无关系。在其理论指导下，一直围绕所谓的“明晰产权”来改革，过分强调经理人的作用、地位和待遇，把经理人至于所有者之上，而不顾普通工人的利益。因此，剖析贫富悬殊的原因，必须揭示其经济理论基础。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其特点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基本特征是：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观，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或卖或送给私人。2、多要素创造价值的分配观，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3、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4、保护即落后的完全开放观，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易风先生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后果》一文中说，新自由主义给许多国家造成了危害，重灾区主要有三个：第一类是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在快速私有化原则的推进下，最重要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小企业私有化方式是“逐个地出售”。国有大企业私有化方式是“先把国有企业转变为国家拥有全部股票的股份公司，然后再将它们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出现了腐败性资产掠夺带来的不公道。第二类是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以泰国为例。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最终发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第三类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最近的例子是阿根廷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债务危机以至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动荡，2003年12月15日，拉美社的一条题为《拉美寻找代替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的电讯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曾被作为推动后现代发展的政策而在拉美大陆各国实施，但平民阶层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遗忘并深受其害。”目前，拉美穷人人数不断增加，已占其总人口的43.4%。

　　就是在美国对新自由主义开始怀疑的人也已经越来越多。安然公司的轰然倒塌，近年来，西方国家接连出现大公司财务丑闻，暴露了现代企业制度专制性的弊病。高级经理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为自己谋取暴利；通过做假账，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对劳动者和社会大众造成严重危害。可以说，正当国内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极力鼓吹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时，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在研究这个制度走向没落的趋势。

　　在张维应、厉以宁等主流经济学派极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通过公平手段造成的。而是一些人借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借助企业改革、改制之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大肆侵吞工人利益，大肆逃废债务特别是银行债务等手段和行为造成的。这成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机会。更有甚者，企业改制之后，又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上市公司，然后，在股市里再捞一把，再去掠夺广大股民利益。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弄虚作假，虚造帐目，虚造利润，欺骗股民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一些公司老总，一看情况不妙，卷款出逃国外的情况屡见不鲜。而改制企业员工只有面临下岗、失业的命运，造成普通股民血汗钱血本无归。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严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急剧拉大。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侯若石先生在《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张维迎、厉以宁和吴敬琏商榷》一文中指出：从嫌贫爱富出发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绝不是制度创新。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某些主张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学家不断发表维护富人利益和歧视穷人的观点。

　　侯先生说，张维迎认为，将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是误导，而应将经理视为“实际的所有者”。这就表明，他内心认为，企业权力应完全由经理掌握，只有激励经理才能提高企业绩效。这个观点不但成为国内经理们利用手中经营管理权索取股票期权的理由，而且成为主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强烈要求向经理赠送企业股权的理论依据。本来，在发达国家，约束和激励公司经理人的公司治理方式是多样的，例如，企业并购、大股东控制、投资者代理人参与、董事会组成的调整、企业利益相关者参与等等，向经理人赠送股权只是其中一种方式。 而且，对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早就有人提出质疑。国外的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增加经理人的股权，与企业的业绩并不相关，而且，这种作法对企业健康发展还有负面作用。比如，经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股权收益，对投资项目采取保守态度，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2003年，美国一家公司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认为，公司经理人的收入过高，赠送股权并没有改善公司业绩，应当大力改革公司治理方式，减少经理人的收入。这些事实证明，张维迎等人提出的对经理人赠送股权进行激励的办法是片面的。

　　侯先生指出，张维迎曾说：“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机制可以保证经营工作由称职的人来承担。”为了论证他的谬论，甚至污蔑广大穷人具有说谎的积极性。他说：“越是富有的人越没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越是贫穷的人越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因此，让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的优先权是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占据企业家岗位的重要机制。”正是由于张维迎、厉以宁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这些年来不断吹捧富人，污蔑穷人，鼓吹贫富不平等的合理性，把劳动者排斥在公司治理结构之外，才使得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在中国改革中转化成了主要为企业经理利益服务的理论。因此，说他们的理论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谬论，并不为过。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选择。过分推崇西方新自由主义，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单一依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推进我们的企业改革，几年来实践证明，问题不少，漏洞百出。从我国的国情看，是否适宜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推进企业改革的经济理论基础，是值得怀疑的。我国的最大国情是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三亿人口，如何保证这些人有饭吃、吃好饭，应该是首要任务。我们必须吸取拉美国家、俄罗斯、以及泰国一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如果贫富悬殊一直拉大，相对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不说像拉美穷人人数已占其总人口的43.4%，就是更小的比例，都会带来严重问题，甚至社会政治动荡。

　　最近，香港郎咸平教授，直言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弊端和带来的严重问题与后果，并提出“信托责任”的概念，笔者认为，言辞中肯，切中时弊。如果经理人是“保姆”，作为私有企业可以请来好的“保姆”，而作为国有企业同样可以请来好的“保姆”；“保姆”不尽责的情况，在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同样都会发生。西方国家私有企业批量倒闭的事实就说明这一点。国有或者私有企业作为委托人，必须委托那些能够尽责的受托人来管理企业，如何约束和激励受托人尽责，这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约束和激励公司经理人的公司治理方式是多样的，向经理人赠送股权只是其中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方式。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新一届政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思想，无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再次呼吁一些经济学家，要有良知，不能代表某个利益集团说话，要站在大多数人利益上说话，要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说话，给政府建言的每一项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措施都必须顾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张维应教授等人曾在80年代末期，我国价格改革处于困境时，提出了价格改革“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当时，被誉为找到了价格改革的灵丹妙药。但是，这一改革措施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盲目实施，造成的结果是，“官倒”横行，一些手中握有资源支配权力的人，把计划内价格的重要生产资料，倒卖到计划外，谋取暴利。那时利用手中权力，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确实使一些人一夜暴富起来。张教授留洋回来后，近几年，又开始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大肆提倡低价甚至零价格出售国有资产，以达到私有化的目的。结果是，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私人腰包，又使一些投机取巧之人一夜暴富，急剧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这一改革，又一次引起了怀疑，包括原先赞成的人。

　　最后，笔者用侯若石先生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章，“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主动担负社会责任，它的可信度就高。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最终或根本目标更应该是为劳动群众谋福利，为全社会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本应具有这种社会性。所以，我们应当让企业向有利于劳动者和社会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按照张维迎、厉以宁等人的那种只为富人服务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张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把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予视为制度创新，那就只能是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只能是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