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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宏观调控的导火线是“煤电油运”的紧张，造成“煤电油运”紧张的“罪魁祸首”被认为是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因此，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过热行业停止或暂缓项目审批、停止土地审批、限制信贷投放等。
这些直接针对企业和项目、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可谓“刀刀见血”，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可以预见，随着宏观调控的持续进行和相关措施的落实，不仅那些被认定过热的行业会冷却下来，而且那些没被认定过热的行业也会随之冷却下来。即使宏观调控就此打住，其滞后效应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次宏观调控之所以会效果显著，主要原因是过热行业中企业的发展遇到了两股强大的阻力：一是来自市场的“煤电油运”紧张，导致其成本上升，风险加大；二是来自政府对其扩张（项目）和获取重要生产要素（资金和土地）的直接干预，使其不得不停下前进的脚步。然而，这种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并没有触及投资过热的根源，因而随着宏观调控影响滞后期的结束，新一轮投资过热还会兴起。
那么，投资过热的根源在哪里？要想认清投资过热的根源，首先必须明确何谓投资过热。所谓投资过热，一般是指投资以及投资形成的供给超过了市场需求，因而导致投资过剩，导致生产能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投资超过市场需求，也意味着投资难以获得合理的回报，甚至会血本无归。
然而，谁喜欢进行这种风险很大、难以获得回报的过热投资呢？一般说来，私人投资者是不喜欢的，凡是拿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并承担投资亏损责任的人都会尽最大努力获取信息，进行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的理性分析。当然，也不能排除部分私人投资者或由于掌握信息不充分，或由于盲从舆论，或出于非理性的狂热，也加入了过热投资者的行列，但这种情况是不多的，即使一时糊涂进行了过热投资，一旦掌握了新的信息，发现投资风险很大，他也会很快进行纠正。
而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投资者就不一样了。由于他们不是拿自己的钱进行投资，也不承担至少是不完全承担投资亏损或投资失误的责任，而且在进行投资和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政绩，可以获取私利，可以控制更多的资源。因此，对他们来说过热投资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从经济学来看，这种过热投资之所以会大量出现，是因为在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中，容易出现私人或团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对称，社会利益的减少没有相应带来私人或团体利益的减少，甚至反而带来私人或团体利益的增加。
因此，造成投资过热的根源在于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投资者的比重过高。但这还只是投资过热的根源之一。没有另一根源的配套，这一根源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投资过热的另一根源来自两大生产要素市场——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的欠缺。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府投资者也好，还是国有企业投资者也好，直接用财政资金（特指来自税收的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的比例并不高，他们主要运用的是银行资金（以及发债资金和股市资金）和“土地银行”。
在银行为商业银行、土地为私人所有的制度条件下，资金和土地这两大生产要素都不会轻易随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投资者去进行具有很大风险的过热投资。但问题是我国的主要银行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城市土地是国有（实际上是政府及其代理人所有）的，农村土地只要进行“变性”（由农业转为工商业），开发就事实上归国有。因此，我国的资金和土地很容易成为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投资者进行过热投资的工具。具体表现为：银行的资金大部分为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投资者所运用；土地很便宜地从农民那里征收过来进行开发和政绩工程建设；发行的国债主要控制在政府投资者手中；股市一度主要为国有企业“圈钱”服务。所有这些都为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投资者进行过热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和要素供应条件，对投资过热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找到了这两个造成投资过热的主要根源，我们就不难得出控制投资过热的根本途径：一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不能成为商业性项目的投资主体，但可以成为公益性项目的投资主体之一（公益性项目也要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吸纳各种社会投资者），地方政府尽量不要成为所谓“经营城市”的主体；二是尽量降低国有企业投资者的比重，必要的国有企业投资也必须要投资者承担投资失误或亏损的责任；三是加快国有银行的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为自己的贷款失误承担最终责任；四是国债只能运用于社会公益性项目，股市不能成为为国有企业“圈钱”的工具；五是必须下决心明晰土地产权，让真正关心土地收益的所有者决定土地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