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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 挡住那些碾碎记忆的推土机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北京
好人／坏人，朋友／敌人。
从1997年开始，她就陷入一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战争。她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保护老北京城的，是好人，是朋友；破坏老北京城的，是坏人，是敌人。
在她看来整个世界都和老北京城紧密相连，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拯救世界，也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毁灭世界——这种泾渭分明的逻辑，让她感到无比焦虑。
“北京城没有多少时间了，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尤其这一年，差不多就拆光了。”
抱病在身，可一说起老北京城，她的脸上立刻绽放出激情，从房间里搬出一堆自己拍摄的老北京相片，一座座院子向我们讲解，手指缓缓地拂过那些充满历史感的画面：美丽的院落、古老的砖头、精细的砖雕以及厚重的红木门……
这是一个有着1/4中国血统的中法混血女士，深蓝眼睛，栗发，但名字非常中国——华新民。
碾碎记忆的推土机
“每一座院子都那么美，一个院子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但是这里的所有院子都面临危险，随时可能消失，”她指了指相片册，“真的不想看着北京就这么没了。”
拯救老北京城的7年，对华新民来说，绝对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争”，而且很悲壮。整整7年，几乎完全没有收入，几乎看不到曙光和安慰。绞尽脑汁，劳心费神，但老北京的3000多条胡同还是逐步被减少到1400条左右。
每次上街她都提心吊胆，看一眼，再看一眼，她不知道，昨天看到的胡同和院落今天还在不在。她深怕鲜活在记忆深处的北京城转眼就会消失，她真的害怕。
关于北京城的记忆开始于1954年，那一年，她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一个院落里，那是一个建筑师的家庭。
祖父华南圭早年留学法国，学习土木工程，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他曾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和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给胡同铺上沥青，整治永定河等都是他的提议。华新民说，祖父是开国大典时天安门观礼台惟一打领带的人。
父亲华揽洪14岁被送往巴黎学习建筑，学成后在那里工作，成家，立业。1951年，携妻儿回国。在梁思成的推荐下，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二总建筑师。当今中国遍布各地的汽车与自行车双向形式的立交桥是他的构思。
毫无疑问，祖父和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为现代化动脑筋的人。但在华新民的记忆中，他们常常说起老北京胡同的好。
更多的时候，则是她一个人去体会老北京城的魅力。
她还记得，当年在史家胡同小学里，下着小雨，她在滑石板上学会了第一个汉字——“人”。
上小学的时候，她每天比谁都来得早，等着传达室的大伯把门栓拉开。上学路上走过许许多多的院落，遇见每一个胡同里的人都是那么满足，那么平静，那么热情。
在五六十年代，中法还没有建交，她家的小院就是北京开向巴黎的一个窗口，很多法国朋友都在家中的大枣树底下领略了胡同和四合院的美丽。
1977年她和父亲移居巴黎，在香榭丽舍大街徜徉时，却魂萦梦牵着她的北京胡同。
90年代初，她再次回到北京。身份是两个女孩儿的母亲，一位驻华企业职员的妻子，散文作家。
但几年后她逐渐发现，北京再也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北京城。现代化的呼声正猛，许多刚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人恨不得一睁开眼，四周全都是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推土机轰轰碾过，北京城正在一寸寸消失。
她再也无法平静，她恨自己意识得晚了，她开始抢救胡同，终于在1997年由一个专职母亲转变成为职业的古都文化保护者。
“这一切和我太有关系了，我不能看着记忆中的东西一点一点地都没有了。”但奔向现代化的狂热一开始就注定了，她的路途荆棘密布。
单纯的理想主义者
“我常常在电话里听到人们的求救，可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只是几个人。”华新民的语气充满无奈和激愤。斗争了7年，她似乎越来越明白，能做到的其实不是很多。
但一开始，她并不是这样想的。
她不停地打电话，给胡同里的居民，给市规委，给记者，给那些爱北京的人；她还写文章，给市领导，给媒体——她认为，人们只是没有意识到破坏胡同的严重性，如果让他们明白这一点，问题就能解决。
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官员问华新民：你说应该保护胡同和四合院，我们怎么知道哪些该保护，哪些该拆掉呢？华新民听后，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在东城、西城转了近一个月，把胡同的现状全部标在图纸上，注明哪些是保存完好的院落，哪些胡同已消失，哪些应该重点保护。但这份图纸送交上去后，没有回应。
在友人的帮助下，她自费租了一间办公室，屋子很小，桌上摆满了四合院、胡同的各种照片。墙上贴满了纸条，写着哪个院落什么时候被拆掉了，哪个胡同正被划入拆迁范围。
现在办公室没有了，她更多的时间泡在胡同里，带着摄影师，用照相机记录下那些可爱的胡同和四合院，然后设法把这些照片送到直接决定胡同命运的人手里。
原来，她还偶尔在法语学校教中文，但已经很长时间不去了，因为“觉得时间不够用”。她奔波于胡同、区政府、规划院、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拆迁户之间，她尝试去说服、去协调，同时也积累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可以写成一篇篇保护胡同的文章。
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华新民逐步发现，保护老北京是一件复杂得远远超出她想象的事情，这涉及到户主权利、城市规划、文化保护，甚至还蕴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阴谋。
“我们总是说‘规划’，仿佛北京城永远都是白纸一张，永远都可以推倒重来，我们就没有对历史和文化的敬畏感，也完全无视财产。”
她要求废除那些“毫无顾忌”的规划，她呼吁在传统的基础上理性地面对现代化，胡同并不影响交通和消防；她强调尊重户主产权，论证四合院不等于大杂院，房主完全有能力修缮自己的房子。她表示许多“直管公房”实际上是很明确的私房，是“经租产”，她问广州已经落实给主人了，为什么北京不落实？
现在摆在她面前的路逐渐清晰：尽力让方方面面了解四合院产权的真实情况。她坚信，只要尊重产权，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但实际上她很难单把精力集中到这个方面，因为要应付方方面面的事情：调查胡同的存有量并制作成图，请建筑系的一些学生为一些准备修缮的户主画设计图，用照相机和文字记录下胡同和四合院的故事……
疲备、无奈，但执著地坚持着，这几乎是一种“四面楚歌”的状况，“东挖一块西挖一块，都是突发事件”。她不得不争分夺秒，她告诉我：“我现在都坐不下来了，心里乱得很，着急，连跟你聊天都觉得浪费时间。”
渐行渐远
“累，”她不止一次说自己很累。有时也用断断续续的口吻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更多的时候，她饶有兴致地讲述着胡同和四合院的故事，诉说她和它们的感情。
察院胡同23号，被她称为“特别美丽”的院落。
这个院落是华新民2002年夏天发现的。那时她听说这一带在拆迁，就风风火火地赶来。快走到胡同尽头，一堵墙后伸出了一角漂亮的房檐。习惯性地，华新民敲开了大门，门后出现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头白发，满面笑容。
“我和老人坐在小凳上聊了很久。老人讲起这座院子的来由，讲起自己祖上在这里的生活，讲起哪座屋是哪位前辈修造的，住过什么人，讲起“文革”中自己在这个院子里遭受的一切痛苦。讲起怎样失去它，又怎样失而复得。他甚至张开嘴，给我看被打坏的牙齿。说着说着，老人哭了……”
这个院落，华新民后来去过很多次，带去过很多中外朋友。她能清楚地记得那古老和美丽的一切：纸窗格，透着沧桑的木头，院子里的槐树、枣树、椿树和苹果树，落了一地的叶子。
这个院子是北京市划定的危改区内539个被保护的院落之一。然而他们还是来了，“开着铲车，把院子和邻院一起撞倒。那张着大口的锋利的铲斗，把一堵堵的墙抓起来，又摔到地上。还有高大的红门，被撞飞到半空。还有邻院那棵粗壮的核桃树，喀嚓喀嚓地响着，撅折了。只半天的工夫，那里就只剩下一地的碎砖。”
“在新鲜胡同一个已被拆掉一半的院落里，主人在残砖乱瓦里给我看自家的相册。精美的雕花窗格前，从几十年前的小姑娘，到刚刚满月的孩子，一张张泛黄的相片翻过，好像移动的电影胶片，时光荏苒，物是人非，服饰表情不断变换，只有这座老院子依然故我。”
但是这些，都已经或正在消失。
绝大多数时候，她的努力并不能帮助那些胡同和院子侥幸逃生，每次眼睁睁看着它们被推土机恨恨轧过，她泪流满面，心痛得整夜合不了眼。她说，有时感到从此都不会再睡得着觉。
当然，她的努力有时也获得成效。偶尔实现的想法就像点燃了的火柴，给她温暖，给她信心，然后再一次迈出坚定的步伐。
前不久，北京搞精品胡同，华新民前往观看，胡同的墙全部喷上水泥浆，她心痛，找到古代建筑研究所一位专家，连夜赶出一份改装精品胡同的建议书，转交给市政府，最终意见被采纳。
真想好好休息
我问她：“努力了7年，你得到了什么？”她愣住了，隔了一会才缓缓地说，“有时候也能保护一些，也有成就感……，这里的一切都和我那么有关系……，真的不想看着北京就这么没了。”
尽管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华新民为古城所作的努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有时她也会得到一些学生和学者的帮助，但至今，她还基本是散兵游勇的状态。但她坚信，保护胡同必须和政府沟通，沟通机制的形成才是最重要的。
正由于缺少机制，很多时候，她所努力的是怎样保存一座院落，怎样庇护一条胡同，离她保护一整座古城的想法相去甚远。
按照她的说法，保护北京城也就这两年了，但她还没来得及考虑，两年之后自己会怎么样。
“现在到处都是推土机，要是推土机退出去，我真想好好休息一下。”她已经忘了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休息了，因为“情况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整天整夜地想着怎样保护老北京，法国对她来说变得很远。她总是很习惯地说，“我们中国人……，他们法国人……”，“当然，那边也不太需要我”。
92岁的父亲还在巴黎，华新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去看他了。有人对老先生开玩笑，“作为建筑师，你没赶上好时候，现在北京有那么多的图纸需要设计。”老先生回答：“就算我在北京，也不会参与到这样的建设里去。”■
华新民，1954年生于北京， 1977年她和父亲移居巴黎，1990年代初返回北京，从1997年开始从事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民间保护工作。
图片说明
华新民每天奔波在北京的胡同里，“连跟人聊天都觉得浪费时间” 摄影/娄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