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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因调控而逐渐走低的宏观经济，以及业已到来的石油价格冲击，那么，贸然加息将使得经济在遭遇外部供给冲击之后，又平添一个需求冲击，从而加强了宏观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
近来，由于若干看似合理的理由，一些经济学家再次高呼加息。而且，据未证实的消息称，宏观政策当局也在考虑加息。有意思的是，呼吁加息的主体没有太大变化，但加息的理由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变化。为以下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些观点概称为“加息派”。对于加息派，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加什么息？从当前中国的利率体系看，市场化的利率(如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利率)显然不在加息之列；在央行直接控制的利率体系中，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的效果不大，因为这几年充足的流动性使得金融机构甚少依靠央行的贷款和贴现，而提高准备金利率又同改革利率体系的大方向不一致；所以，加息只能是加存款利率或贷款利率，这两种利率在当前都属于管制和半管制的利率。那么，加这两种利率的依据何在呢？居民面临“负利率”？加息派一直在引用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居民面临“负利率”。“负利率”对于居民的可能影响有二：一是收入因资本性收益下降而减少，二是居民减少存款、增加消费。而这两种影响在当前都难以成立：首先，由于中国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居民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而非资本性收益。存款利率的变动对大多数居民没有实质性影响，只会影响少部分高收入阶层。换句话说，存款利率变动的效应是整个经济收入分配结构的重新调整。如果考虑到存款利率提高最终会传导到企业贷款成本上，这将引致就业下降和居民工资性收入减少，那么，提高存款利率的“劫贫济富”效应就更加明显了。其次，无论从实证检验还是经验观察看，由于处于体制变革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同利率并无显著关系。直接影响居民储蓄和消费的是经济景气周期。换而言之，是跟随经济周期的收入变化决定了居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既然如此，提高存款利率的这个理由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居民所面临的“负利率”起因于消费品价格上涨率超过了存款利率，而消费价格增长过快的关键因素就在于粮食价格比去年上升了30％强——这才是居民、尤其是那些下岗和退休职工真正关心的。所以，当前应该着力于采取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和扶持城市贫困户的政策。提高存款利率不会刺激高收入阶层的粮食消费，只会进一步扭曲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
加息为减少房地产泡沫？同存款面临“负利率”相关的一个理由是房地产行业存在着投资泡沫。虽然“泡沫”一词难以界定，以至于常常被廉价地使用，但从目前房价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对比看，价格确实是过高了。
对于房价的持续上涨，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城市化推动的需求增加。有观点认为，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因素，不能解释近期快速的增长。这是有偏误的。虽然，从1979年迄今，我国城市化过程经历了两次高速增长：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每年都以接近、甚至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还有一次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每年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都在1.4个百分点强。与80年代中期前相比，90年代后期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之所以会对房价产生显著影响，除了在于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以外，还同住房体制改革有着极大的关系。此外，在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15－64岁的人口比重增加较快，这部分人口增加也是房产需求上升的一个关键原因。
房价过高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在供给方面，房价过高同土地制度导致的地价过高以及各种税费有关；在需求方面，同大量炒房的投机者有关。对此，是否能够通过加息来解决呢？如果提高房地产企业贷款利率，显然，就如同提高地价、加收税费一样，最终会通过房价的进一步上升转嫁给购房者。如果希望通过提高抵押贷款利率来打击投机者，收效也将甚微。因为相对于飙涨的房价而言，提高1、2个百分点的利率无济于事。相反，提高房贷利率会立刻影响到无房户和已购房居民。这同样会产生“劫贫济富”的效应。
在当前国际、国内石油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加息无疑是在经济已经遭遇一个成本上升的供给冲击后，又附加于一个紧缩的需求冲击，从而强化了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