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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赚了钱不敢见人的那种难，反映的是来自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压力；今天，赔了钱还不好见人的这份难，折射的是来自市场不成熟和治理不到位的代价
股民，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年轻的阶层之一。从1990年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张算起，还不到15岁。即便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股份制改革热潮，她的年龄也还不超过20岁。
股民，是当今中国社会不容忽视的阶层之一。有人做过这样的推算：全国沪深两市开户数7000多万，考虑到重复开户因素，股民至少已逾3500万之众，按一位股民代表一个家庭计，就是3500万个家庭；假如平均每个家庭4个成员，股民这个阶层就涉及到14000万人；如果平均每个家庭再计4位亲戚，就牵扯到28000万人，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5强。
股民，是当今中国社会最独特的阶层之一。在数千页厚的《辞海》里，你能找到股东一词，就硬找不到股民。与农民、牧民或渔民相比，股民一词在结构上与它们完全相同，但在内涵上却差之千里。农民如同牧民和渔民，他以自己从事的行业农业（牧业和渔民）为生，股民则不然，股民有自己的职业，从教师、职员、工人、医生到工程师无所不包，但就不是股业，因为股业在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股民参与股票买卖，但并不以、也不能以此为生。当年媒体上报道的那些早晨提个菜篮出门上证券营业部、挣点小钱、收市后用这些钱上菜场买成食品回家的退休老人们，今天早已找不到踪影，何况，当时支持他们生计的也是退休金，而不是股票差价。
股民，年轻、独特又不可忽视的中国股民，十几年来，在参与和见证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走过的是一条别国股民无与伦比的艰难之路！
中国证券市场刚起步那一阵子，股民的难，难在赚了钱不敢见人。当时，他们有的是响应号召，有的是敢吃螃蟹，有的先知先觉，进入股市的，但不管是哪种原因加入股民队伍的，市场初创时期，机会相对较多，不少股民或多或少赚了些钱，出了诸如杨百万之类的人物。但他们大多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股民，怕受到舆论的歧视。因为在那崇尚劳动光荣的岁月里，参与股票买卖，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不被视作劳动所得；党政干部等社会主流，被禁止炒股；搞股份制，办证券市场，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尚未解决。股民，这个再简单不过的中性名词，在那个年代里，被赋予了浓浓的贬义，几乎成了不务正业者的代名词，投机取巧者的同义词。
今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思想的不断解放、认识的不断提高，股民的社会地位变化翻天覆地。股民一词昔日包含的那层贬义消失了，舆论也改称股民为股东了，股民成了证券市场投资者。但是，股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难在赔了钱还不能见人。持续多年的熊市，上证指数从2000多点跌到了不到1000点（可比点位），平均市盈率从40－50倍跌到了20多倍，大量股票市盈率降到了10倍以下，平均股价从两位数跌到了一位数，有赚有赔的股市二八定律变成了只赔不赚十0现象。漫漫熊市，惨重亏损，让股民在朋友聚会上，不敢说自己是股民，怕别人询问盈亏；在同事交谈中，不敢说自己还没斩完仓，怕别人骂真傻；在夫妻交流时，不敢报真实亏损，怕影响家庭和睦。今天，股民一词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几乎成了冤大头的代名词。
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市场。投资证券市场，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投资者为了防范、抵御和战胜风险，需要了解微观企业的经营、中观行业的发展、宏观环境的动向，需要分析投资心理、投资行为、投资热点，需要研究......但是，中国股民承受的难字远远超出这一切。当年，赚了钱不敢见人的那种难，反映的是来自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压力；今天，赔了钱还不好见人的这份难，折射的是来自市场不成熟和治理不到位的代价。
在巨大的难字的沉重压迫下，市场正在呈现一种明显的股民挤出效应：股民人数出现负增长，市场资金出现一元结构，死亡账户比例与日俱增，成交金额屡创地量......
波涛先生说得好，如果我们把股市看做一个生态环境，那么股民可以被视为土地，股民是股市的大地母亲。中国股市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