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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必祥）
第一，评价国企改制的标准是什么？
有人多说：“从经济学角度看，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帕累托改进。在现实中，有时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说社会总财富最大化，或者说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或者说受益者所得足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害，这种变革就是正确的。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整个社会就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
从经济学的理论角度看，国企改制，明确讲“国退民进和民营化”在不损人的前提下增进自己利益，当然是好。可是，问问那些下岗失业的工人，他的利益没有受损？有多少收购兼并的企业家兑现了他们的“诺言”？上访乃至罢工的工人都变成了“非经济人”了吗？或者变成了“刁民”？经济学家当然要严谨、要理性、要逻辑思维，不要跟着“大众情绪化”。可是为什么不问问“大众情绪化”的原因何在？能说大众成了非理性的人？
退而求次，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如何把它变成可操作性衡量标准？社会效用极大？GDP增加？
我认为，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邓选三p372）才是中国国企改制的人人明白的判断标准。
第二，国企改制的第一危险是什么？
有人说“现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当中第一危险的，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私人资产被侵吞的问题。或者说，在国有资产流失和私人资产被侵吞的两种并存的状况中，后者更严重。”
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有大量的“实证”，不是“郎咸平的案例、个案”。我们期待这样的研究成果。
第三，国企改革变成“改制”，改制变成“国退民进和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的吗？
听下来到觉得这些经济学家很谦虚，不像张五常到处炫耀这是他的“功劳”，是他的先见之明。问题是“国退民进和民营化”有搞“运动”和“刮风”之势，而且是唯此唯一。
第四，现在是该反思这被逼无奈到底有无出路？
笔者只想问，在所谓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掌握“话语权”的条件下，在“拉美”难成“欧美”，在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遭世人诟病之下，中国能否成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市场经济？不要忘了小平讲过的“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