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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克.厄特利:从体力到脑力 寻求技术劳动力

BUSINESS.SOHU.COM 2004年9月13日19:50 来源:[ 搜狐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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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里克.厄特利(纽约州立大学莱温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主席):我们这一节会议的主题就是从体力到脑力,寻求技术劳动力,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在座的嘉宾都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同时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问,这样的话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我非常高兴能做今天的主持人。首先技术劳动力,我事实上经常到中国来,我常常知道而且感觉到中国有很多的劳动力,应该没什么劳动力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讨论到有关中国雇佣不足或者是有失业率或者缺少劳力方面,我觉得很吃惊,另外,中国最基本的技术劳力像比较中等的劳动力也就是汽车行业和其他制造业,现在又发展到了基于知识的和高端的技术劳动力,而且是高级的人才,事实上这是跨各个领域的,而且是范围很广的人才,我们今天在座的嘉宾就要讨论这些问题。

  萧镜如(美国英佛曼纳米材料公司董事长):我所在公司是美国的公司,它是生产纳米技术的,人们让我做这个讨论的嘉宾,我非常愿意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主持人:您是长期以来都负责在中国的业务,而且在中国的发展方面也给领导人提很多的建议是吗?

  萧镜如:对我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Hori先生是非常著名的企业家。

  Yoshito Hori(日本Globis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我是12年前创始这家公司,我们在东京、大阪还有其它地方都有办事机构,而且我们是对早期的创业公司进行投资,而且对于创业公司来讲,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劳动力,而且可以提供帮助。

  主持人:WIetlisbach来自瑞士。

  Urs Wietlisbach(瑞士Partners集团董事长):事实上我们主要是负责私营化工作的,有一部分工作是在亚洲,包括中国,而且我在瑞士也负责风险投资的培训工作。

  主持人:我们在座的只有一个是哲学家,他是来自纽约市的。

  Low Marrinoff(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美国哲学实践者协会主席):我是纽约市立大学的教授,我是美国哲学实践者协会的主席,我们为全球的组织、个人提供,哲学方面的服务。

  主持人:在教育和创新方面,我们是有一些思维的程序的,在这些方面我们就要与他交流了。你觉得中国的潜力是不是真正地能够高端技术劳动力,中国的研发会大大的发展,有很多的工程师会出现,现在是不是合适的时间,有合适的技术人员或者人力,包括像你这样的人。

  萧镜如:副总理昨天讲到了,中国要把科技变成产品,更多的发展科技。中国将会很快地在高技术上面赶上,刚才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人力资源的开发,也就是人力的开发,或者说脑力的开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一是供给方面,一是需求方面。从供给方面来看,官方的目标是到2020年,我们将有2.5到3亿的劳力,从农村转向城市,想一想在人口当中,剩余的劳动力就相当于美国所有的人口或者说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合起来的人口数量,如果中国能够有效地使用额外的劳动力,对全球的业务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供给方面的情况。对劳力的需求有两个方面决定,一是劳力的动生产率,如果生产率高的话,就会有更高的需求。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创造产品的价格。你刚才提到供给的问题,技术劳动力或者劳动力的技能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有技术劳动力,这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对全球是有影响的。如果技术劳动力很难找到,成本就会增加,石油、电、商品的价格都会高,所有的这些都会加大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压力,这对全球都有影响。而且对中国来讲,它是一个大的挑战。我觉得吃惊的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中国会缺少劳力或者是技术劳力,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而且失业率很高,我不太同意这个问题,的确缺少技术劳动力,这主要是因为系统不完善,知识的流动不完善,人们在找工作。事实上它根本不知道现在存在一些工作,这就是造成劳力短缺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让中国政府清醒,我想举两个统计数字,今年总的从农村向城市流进来的剩余劳动力是1.5亿,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能够接受教育和培训,如果你看一下整个中国劳动力的情况,他从25岁到65岁这个年龄段,其中82%的人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18%有高中毕业的学历,我觉得我们应该讲一讲基本的问题还是教育的问题。

  主持人:Hori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在看业务看机遇看障碍的时候,你同意刚才萧镜如的分析吗?这是问题所在吗?

  Yoshito Hori:我不太了解中国,但是我可以谈一谈企业家精神和教育。你要运营一个企业,运营一个风险投资公司,你必须得有技能才能够成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而且要有好的教育,在我研究日本企业家的时候,你要成为好的企业家,有三方面的主要技能,一就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分析性的思维,还可以有远景的设想;第二个技能就是领导能力,说服人的能力,第三就是管理能力,比如说市场营销战略、会计、财务等等,这是共同的一些技能,有了这些技能,你才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在日本我发现,大多数日本的教育系统并不教人们怎么能有更好的概念式的技能解决问题,通过应用基本的公式,比如说数学的基本公式,他不告诉我们在复杂的情况下,比如说管理的情况下,怎么办?概念化的技能在日本并未教授。

  第二,教育制度没有教会人们怎样进行沟通。如果你要进行管理的话,教育体制也没教你怎样进行管理,除非你上管理学院,而且日本的教育系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看一下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大学或者从中学辍学,他们不喜欢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他他们想法都很新颖,方法也不同,而且他们有了自己教自己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概念式的技能,在九十年代后我们有另外一类在企业家,他们在西方受过教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我在日本接受过教育,后来我在美国接受过教育,我事实上也在学沟通的技能和具有战略眼光等等。还有一些人他到过高盛这样的公司,这对教育有什么影响呢?对中国对日本有什么影响呢?其中一个就是说,学生不光要记东西,应该是把你现在案例的结果加以应用,然后形成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做出决策,我在日本学过商业管理,而且是使用其他地方学到的案例经验或者技能,为了要培养这样的高技术劳动力需要合适的教育,对中国也是如此。

  还有一点,我们的学校是以市场推动的公司,而不是说政府推动的。事实上,从东京、大阪再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都有业务,在日本我们谈到举措的问题,我们开始提供教育的自由区域,比如说如果政府授权,也可以变成一个大学,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让私营部门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进行竞争,这样的话,像我们这样的创业的公司或者企业家的公司也能参与进来。

  主持人:现在大家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创新,这对于企业家来讲,制定战略非常重要,另外技术劳动力,不一定就是老板,但是他也要有很高的技能。另外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谈中国以外的一些经验,有关教育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死记硬背和自由思维的教育相比会怎么样?比如说你是一个老板或者你是实验室的人。

  Low Marrinoff:我来说一下,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也讲过这个问题。教育除了发展之外,还可以解决其它的挑战。刚才你讲到的是,我们需要提高人的文化的素质,脑子就像一个硬件一样,把文化这个东西都放进去,光记词儿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语言,这是学任何东西非常有用的载体,在意识创新方面保持一种平衡。我觉得在培养人才方面并没有什么秘诀,有时候真正的成功的创业家,他们可能就是辍学的人,所以我觉得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牛顿和爱因斯坦不见得就是正规大学就可以教育出来的,当然了天才总是需要一些教育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培养的创造力可能跟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体制是有关的。

  主持人:随着企业的发展,对于技术熟练的工人,这方面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Low Marrinoff: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在拉丁洲和美洲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都需要继续教育,也就是说要重视继续教育的问题。终身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CEO一直到底下的车间主任都用不同的方式重视继续教育,不光像十九世纪一样,把墙刷成绿色的,弄一些马赛克形状就行了,这就够了,现在要求更高了,而且在文化、意识、在容忍方面和多样性意见方面,这都是素质培养的方面。

  主持人:Wietlisbach你是来自瑞士,你在投资也做生意,跑了很多地方,我想你看到很多的机会。

  Urs Wietlisbach:我想今天讲三个问题,不光从私人投资、风险投资的角度,有三个主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中国在硬件方面非常好,印度在软件方面做得非常好,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印度讲英文,或者英文使用水平比中国人好。在中国虽然英语教学非常普遍,但是英语水平还是需要提高的。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人讲到语言的问题,现在在中国海外2500万学中文,除了英语之外,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外语,但是中国人必须知道,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话,英语不能把它叫世界语,你知道我也是学英语的,因为我的母语不是英语,但是确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也就是说中国的英语的水平需要提高。

  第二,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作为一个瑞士人,其实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的,其实我们从美国学到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从大学把技术转移到私人企业,我觉得在欧洲,在中国在日本做得都不是很好,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那些大学教授不能够赚钱,比如说斯坦福的系主任,像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他们是进进出出,有很多产业的经验,在欧洲我想就不是这样的,在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的结论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大学是国立的大学,而美国的大学是私立的大学,所以每一个教授都要管自己小小的实验室,把它作为一个企业来办的,他要收钱,注意他的经济效益,我想世界其它各国这方面要向美国学习,必须学会把人才的培养,把脑力知识的技能转移到私人的企业,最终贯彻到车间的水平。

  第三点,怎么样把知识和思想传递到工作的场所,李荣融讲到了一点,而且我听他讲了三四次,那些管理人员,不光是CEO,刚才举了非常好的例子,在日本、在欧洲,在中国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教师从企业领导人那儿学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通过实践学到的,中国也是需要这方面。

  主持人:在中国负责研发的实验室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非中国的公司,还有很多的大学培养的工程师,他们接受教育是否非常贴切,符合工作的需求?无论从素质教育或者是文化的角度,哪些方面有不足?也许可以请你开始,大学的毕业生是否是在其需要的岗位上工作?

  萧镜如:我们有非常先进的技术,比如纳米技术。我讲的是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我们接受很好的教育,我说的是,正是他们在科技方面的贡献,使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比如说在纳米技术方面,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产品出来,建立一个平台,我觉得没有这些科学家,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这样成就的。

  主持人:Simon做了一些研究,在中国已经二十年了,在技术转让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考虑到你在中国二十年的经验,在教育方面的现状怎么样?培养教育人才方面的情况。

  Simon:八十年代早期教育的情况,我基本上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外大学的交流机会、科技方面的合作,在教授一级,在双边的协议,交流只是停留在政府的层面,所以,有关如何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才,信息方面有所改善,当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现在很多的外国公司已经有400多个研发中心都在中国成立,这一点非常有意思,那些工程师他们一旦到了非常具有创新气氛的外国实验室之一,到微软实验室等,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他们做全球的研发中心,做得非常好,但是在中国的单位内,在中国的实验室内,他们的业绩评估体制和升级的制度都不是很好,所以就形成一种矛盾,中关村是中国企业家集中的地方,怎样在短期之内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那些最优秀的人才不大喜欢到国内的公司工作,所以要解决人才外流问题。所以人才是有的,而且每年培养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再加上留学回国的人才,他们去了美国、去了欧洲,现在回来了,因为他们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所以在过去的20年,中国在教育方面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就。

  主持人:我们看看中国的同事,看看有什么样的意见?国内的安排,最优秀的人才经常是在外企研发单位里工作,因为在那里,这种创新的文化让他做得很好,一个在纯中国的公司,他可能是传统文化的氛围内他干得就不是很好,受到很多的制约,这方面Hori有什么想法没有?

  Yoshito Hori:讲到研发和工程,我举一个日本的例子,事实上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情况。在日本我们有一个单一文化的情况,比如说索尼它有自己的实验室,而且他只是在国内进行工作,不到外国,这个系统有没有互动呢,比如说他的人到英特尔,然后再回国来为他的实验室工作,应该有一些互动,哪个更好,奇怪的是,他们觉得国内的实验室证明自己有很高的研发能力,到瑞士就有了国际方面的能力,这种能力更为需要。我们中国现在正在吸引这么多的脑力到中国,发展中国的业务,很遗憾的是,日本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希望中国能有开放的系统。

  主持人:如果中国有顶级的基于知识的劳力,他们有博士、硕士,为摩托罗拉或者通用电器工作,他们的研究团队是在加利福尼亚,硅谷、瑞士以及在中国,他们都是工程师,在这方面的培训和文化开放性和灵活性方面,对于这种团队有什么样的要求?

  Low Marrinoff: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二十一世纪格局的变化,最低要建立这么一个新的语言,而且要讲专业语言,也就是说有新的道德的出现,要对现在的进程和流程提出质疑。刚才讲了有关美国的模式,每一个专业人士都非常需要哲学,因为你有关从业的经验和其它方面需要能够有一个框架,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人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重新应用所谓道德,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些团队道德是什么、精神是什么,他们对谁负责任。

  主持人:如果这是技能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技术劳力,在美国和在中国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就是说要实现更好的情况,要克服哪些障碍?

  萧镜如:文化障碍在美国,你到任何一家跨国公司,你看他的研发部门大多数人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严重问题。你问到会不会在中国出现?我觉得在中国不会这样,内部的人才流失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在台湾工作和生活过12年,那时候台湾刚刚开始发展,情况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在八十年代,人才又回到了台湾,使台湾实现了现在的发展,这也会在中国上海、广东发生。现在这还不是现实,很多的高技能的工程师都愿意到外国或者到外国公司工作,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越来越深入,私营部门开始发展,政府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创业,整个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主持人:你在听这些意见,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其它的意见补充呢?

  Urs Wietlisbach:我听到怎样把脑力输入进去,这都有困难,当然中国的发展非常惊人,还有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但是中国还是政府规划的社会,规划教育还有教育体制,如果经济还是这么发展,都会遇到困难,学校应该要有更多的私营或者民营的成份,就像美国一样,比如说美国你有很多的私营的学校,而且学生也可以贷款等等,很显然在中国不存在这个事情,经济确实也需要技术劳动力,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政府必须得考虑怎样能培养这些技术劳动力,私营化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不是特别推崇美国的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应该在这儿加以考虑,刚才你说的那个意见特别有意思,而且这可能对于中国是一个大的趋势,再看今后五到十年,会有更多的私营企业的出现,更多的公司实现民营化,一旦有了高端的外国公司,比如说把北欧人、瑞士人、美国人,都送到这里来帮助中国的公司进行人员的培训,这样的话,中国公司在脑力方面也会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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