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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有化决不可取
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认真贯彻落实。我们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后一个“毫不动摇”；但是，后一个“毫不动摇”，指的是发展那些用自己私人积累的资本投资和合法经营的非公有制经济，而决不是主张把公有制经济私有化。必须明白，中国的国情决定，前一个“毫不动摇”是后一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也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显然，一段时间以来，地方上大量出售国有企业，背离了这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
大量出售国有企业，不属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范畴。本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并不排除出售一些国有企业，但是这种出售要经过严格论证，依法审慎进行，目的是为了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但是，大量地、一刀切地、限时完成的（有专家指出是搞“运动式的”）出售国有企业，实际后果是，使大量的国有产业资本转化为非生产的、不再增值的货币，根本谈不上保值增值，即使撇开由违法、违规引起的国有资本价值流失不谈，这也是一种严重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其釜底抽薪的行为。质言之，这属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私有化范畴。
从原苏联的经验教训看，社会主义经济的私有化对民族经济、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都是灾难。据经济学家崔之元提供的资料，私有化不但没有加速俄罗斯的工业化，反而导致了“非工业化”，它造成10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及原苏联时期1989年的水平，机械工业严重萎缩，整个经济主要靠向国际市场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维持；私有化不但没有促进经济市场化，反而出现了经济“非货币化”，许多工厂用发产品取代发工资，实物交换占全部交易的很大比重；私有化导致人均寿命下降了近十岁，4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当时私有化的鼓吹者，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事实，有的已经改口。如“休克疗法”首倡者、哈佛大学萨克斯教授1999年11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写到，“我过去对于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国的证卷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管理者侵吞资产，而证卷持有人到头来往往一无所有”，他甚至反悔式地提出，应当有选择地重新国有化，将一些严重腐败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来。原苏联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曾是“转向市场经济的方针和纲领”（即主张私有化的“500天纲领”）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当时声名大噪。但是，十年之后，他却在“激励与制度：俄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Serguey Braguinsky合著)的新著中明确表示，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为标志的俄国经济改革，彻底失败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私有化决不可取。目前我国有权处置国有资本产权的党政干部，有必要高度重视原苏联的惨痛教训。
二、纠正片面的公司治理观
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是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这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不可能没有困难。如果碰到难题，就放弃改革，走向国有资本产权私有化（根本制度的蜕变），这显然是对我国宪法精神的背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丧失信心的表现。即使不从这种原则的高度来说，那种认为私有化就可以搞活企业的认识，至少是一种把改革简单化的“幼稚病”，染病的外因很可能是偏信外国传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从而陷入了一种用私有者眼光来片面治理企业的误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仅从产权关系一个角度来治理企业，是片面的；而把产权关系仅仅理解为私人之间买卖关系那样的产权关系，就更加片面。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企业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些基本关系综合性的微观体现。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在企业中同时并存，相互作用。现代企业的治理至少涉及以下五个层次：
第一层，企业的资本循环机制。它一般包括购买、生产和销售这三个时间继起、空间并存的三个基本环节，形成优化的企业资本循环机制，主要涉及管理者对企业的产业资本在货币形式、生产形式和商品形式这些组成部分分割比例上的把握，对市场供求关系的把握、对各环节中劳动者的分工协作和生产中工艺流程、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把握。这一层次，并不直接涉及企业中的产权关系和个人物质利益分配关系，它主要属于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关系和生产技术关系。
第二层，所有制的产权实现形式。企业的生产力总是属于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企业的资本循环机制总是在一定的资本所有权控制和支配下进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要经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途径，才能真正实现其经济价值（所有者凭借所有权获得一定收入形式的物质利益），这全部过程就是所有制的实现。所谓有效实现，就是要使公有制通过一定的形式适应第一层次的客观要求，在增强企业效益的基础上，形成对所有者有利分配关系。股份制就是所有制实现过程可以采取的实现形式之一，它有利于把个别资本（包括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个别资本）集中为社会资本，形成适应社会需求的规模经营；有利于所有制的权益关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企业管理专家进入企业，从事科学的经营管理。但是，股份制本身不属于所有制范畴，只是一种资本产权关系的组织形式，私有制、公有制都可以利用。新制度经济学从自利“经济人”出发论证公司治理，涉及的主要是这一层次。但是，它只承认私有制为基础的股份制，而不承认公有制为基础的股份制。治理好企业，固然要治理好这一层次，但是，它决不是公司治理的惟一层次。
第三层，企业的个人物质利益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有效现实，最终要落实到个人收入分配关系上。个人物质利益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所以，企业中个人物质利益关系本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核心产权，撇开这个核心产权来谈市场经济的一般的按要素分配是是似而非的。由这个核心产权决定，公有制内部的基本分配方式就是按劳分配，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是以一个个公有制企业面向市场实现的公有资本的收益为前提的，劳动者可分配的收入不但包括市场规定的劳动力价值（工资），也包括对公有资本利润的合理分割（这需要兼顾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当然，按劳分配应突破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原有的旧形式，它只能“因企（业）制宜”，具体的分配方式也必须多种多样。在与私人资本混合的公有资本控股企业中，既然公有资本的数额是确定的，在公有资本收益确定之后，在公有资本所有者（联合劳动者）范围内，仍然需要实施按劳分配方式。因此，治理好国有企业，就应积极探索和创新与市场关系结合的按劳分配形式。
第四层，企业的法制关系。前三层次的合理关系一旦建立，就必须用法制来维护。具体的产权关系是经济产权范畴与法制产权范畴的统一，经济产权需要法制化，然而，总是先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经济产权关系，才会形成相应的法制产权关系，前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法制必须反映经济关系的客观要求。如果用私有制产权观来治理国有企业，那只会对国有资本的经济产权关系起瓦解作用，社会主义国有制一旦寻求到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形式，就需要建立适应公有制的法制来维护。治理好国有企业，必须依照国家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在时间的基础上制定出本企业具体的规章制度。
第五层，企业文化。企业由社会的人构成，不能没有思想的社会关系存在。思想的社会关系建立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之上，但是前者对后者有重要的反作用。研究企业文化，实质就是研究企业中思想的社会关系。后者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私有制意识形态会瓦解公有制，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会起维护公有制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治理国有企业，就不能没有思想政治工作。
由此看来，以为只要在第二层次的产权实现形式上做文章，就能搞活国有企业，是片面的。
三、改革应着眼于国有企业的机制转变
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本质是全民所有制，国有资本所有权可以采取股份制的实现形式。由于股份制企业的经济性质取决于控股资本的经济性质，所以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国有资本持大股的前提下，才属于国有企业经济性质保持不变的体制改革范畴。如果改为私人持大股，或者完全把国有资本卖给私人（包括卖给企业外部和内部的私人），国有企业的经济性质就会发生了根本的性质变化，这也就不能再称之为“体制改革”，而只能叫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变更，叫私有化了。因此，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应着眼于第一层次，也就是把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条件下的主要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只有生产环节而缺乏市场流通的工厂，转化成生产与流通相统一，形成面向市场进行资本自主循环的企业。企业要有效益，首先应治理好的也是这个层次，因为只有正确地把握好面向市场的企业管理运作流程，企业才能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获利、分利。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治理好第一层次，因为股份制可以促进国有企业摆脱政企不分的弊病，适应市场经济。但是，股份制改革决不是为导致私人持大股或私人合伙制的私有化服务的。决定分配关系的归根到底是所有制。个人利益分配关系的公平与否，毕竟要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否适应生产力。中国的国情决定，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生产力才会真正稳定快速的发展，所以，决不能通过所谓“国退民进”的私有化来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既然“蛋糕”做大，个人分配的份额才会增大，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第一层次的治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公有制必须与市场关系结合，才能有效实现，所以，需要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抓好第二层次的治理；既然公有制分配关系的公平，要坚持按劳分配，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第三层次的治理，维护公有制产权；而维护前三个层次的改革治理成果，离不开法制创新，所以，第四层次的治理决不可缺少；第五层次的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公有制企业的优势，对提高企业竞争力有重要意义，因此，也决不能放弃。多层次治理同时抓好，国有企业一定会展现出生机勃勃的面貌！
综上所述，要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坚决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着眼于机制转变，而不是大量出售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地方政府必须尽快纠正把出售当作唯一“改革”方式的行为。（作者：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