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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我们或许都曾学过一篇课文，叫《最好的顾客》，小说中描述了一个令人辛酸的故事：花圈铺子的厄泰尔普夫妇，在顾客中遇到一个怪老头。他想买供亲属祭奠死者用的花圈，每种一个，花圈上写满了亲属悼念亡者的挽联，老人的怪异的行为引起夫妇俩的怀疑。跟踪调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怪老头没有家人、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他买了许多花圈，其实都是送给自己的，就是希望死后能在假造的亲戚关系中寻找到些许安慰。
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情却真实的发生在了我们身边。
在北京大兴区的一居民小区里，近来发生了一桩怪事，家住一楼的退休老人刘兴武家的窗外，不知何时搭起了一座黑色的帐篷，帐篷不仅挡住了外面的阳光，也挡住了里面人与外界的一切交往。更令居民疑惑的是，走进帐篷，透过网状的棚联，人们竟惊讶地看到了窗内阳台上摆放的花圈。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居民们开始议论纷纷。
一些小区居民告诉我们，房子的主人刘兴武与妻子离婚后，唯一的儿子也被判给了妻子，家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他很少与邻居们接触，最近也很少有人看见他，偶尔他会从屋内出来，但很快又会进去，刘兴武究竟在做什么，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小区居委会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决定见见这位神秘的老人。
在刘兴武的门前，居委李主任喊了半天门，里面没有任何动静。半个小时过去了，房门依旧紧锁着，居为会李主任告诉我们，为了弄清此事，几天前他就来过这儿
看来，想要了解刘兴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孤僻，封闭呢？下午一点钟，记者跟随一位邻居大妈再次来到这里。这次里面有了声音。
在邻居大妈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房门终于打开了，经过近两个多小时的沟通，刘兴武才告诉我们，2004年4月的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原本身体健康的他，在床上躺了很长一段时间，正是这次意外的车祸，他至今与世隔绝。刘兴武告诉我们：等我彻底好了，我出去做事了，我在与别人联系，我在破落的时候，我从来不见人。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车祸造成了刘兴武肋骨软骨骨折，现在他什么都干不了。由于车祸，刘兴武原本700多块钱的退休费，现在也显得很拮据。除了生活费外，治病还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或许是他所不愿面对的。也是他不愿对外人说起的。
生活上的窘迫正在困扰着刘兴武，而年近六旬，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他，心中还埋藏着更大的失落与困惑。谈及往事和自己的儿子，刘兴武流下了辛酸的眼泪：“你想想，能不希望儿子回来吗，但是希望来，实际是绝望”。
在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看上去性情古怪、难以接近的老人，说出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感受，而他一度回避的那间灵堂，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老人内心的那份孤独与无助。他告诉我们，车祸的这段日子，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拄着拐杖，自己去做饭，自己去做简单的饭菜，因为没人照料，他（当时）把狗也送走了，他害怕一旦自己死了，这个防盗门，狗不会开，他甚至说，“将来，万一我要死了，可能就死在这屋里，别人没人知道”。
车祸以后，独居的刘兴武老人活的很悲观，我们的到来，似乎让这间沉寂了许久的房间多了一些生气，老人不仅打开了屋里所有的灯，还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小菜园，采访的最后，老人告诉我们，如果以后身体完全康复的话，他还想做点事情。“我想将来我要没事干，我又不怕鬼神，将来实在没事干，在医院附近租间门脸，我没事，做点花圈，这也没损耗”。
对于刘兴武老人的一些行为，许多没有接近他的人都表示出难以理解，而给我们带路的大妈却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就是想法设法要让他儿子过来，要不怎么弄个花圈呢？ 他没死，为什么弄个花圈呢？他说，“我死了，让你们知道知道，我死了，他儿子得来瞧一眼吧，没人来，所以他现在太孤单了。 一个（老）人要是孤了，要是没人理了，我跟你说，多难受都有。
刘兴武老人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地社区居委会，也在积极想办法，希望能够尽快地帮助老人走出这种困境。也许刘兴武老人的做法，会令许多人费解，也许他对生活的态度有些极端，更或许，整个事件的背后，还有他自身的一些不愿说出的因素，但他的行为已经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那就是我们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老年“贫困”。今天，老年“贫困”的概念已经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即精神“贫困”与物质“贫困”，两者同样困扰着老年人的身心。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的不多增加，老年“贫困” 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据全国老龄委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目前老年人年龄和收入成反比，即年龄越大收入越低。工厂、企业离退休的老年人与在职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其所面临的生活、健康方面问题较其他年龄段要多得多。面对生活费用特别是医疗、护理及其他必需的家政服务费用的增加，使老年人尤其高龄老人忧心忡忡。
据南京市老龄委对该市1247名老人收入的调查显示：老年人人均月收入70岁以下的为566元，70岁～79岁的为536元，80岁～89岁的为262元，90岁以上的仅为188元。长期从事老龄人口研究的，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研究员张恺悌告诉我们，2000年，大概对全国20个省市2000多个老年人，做了一个入户调查，通过他们调查的结果看，老年贫困的绝对量是不容乐观的。通过数据处理以后，发现目前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城乡人口在1000万到1400万左右。在全国，老年贫困人口数量已经占了老龄人口很大的比重。
采访中，张恺悌研究员还告诉我们，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我们国家对于贫困线的规定标准，各省和地区都是不一样的。北京、上海、广州相对来讲高一些，云南、山西、甘肃来讲相对低一些，可能在云南他们在200多块钱，北京现在，经过几年的调整，他们已经上升到了310块钱左右。
生活在国家最低贫困线以下的老年人，虽然在各地的分布情况不一样，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贫困老年人，大多数是身体不健康的老年人，二一个（他们）大多数是高龄老年人，还有一个，就是单身老年人，就是通常我们把这些老年人称为高风险群体，他们能依靠的家庭资源、社会资源、都是相当的少。
根据我国学者与联合国人口司预测，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将从2000年的0.94亿（占总人口的7％）增加到2050年的3.34亿（占总人口的22.6％）。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从2000年的115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2700万人及2050年的1亿人以上。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数量的激增，我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在这些进入人生丧失期的高风险群体中，贫困也会不知不觉地侵蚀着老年人的生命。
周刊记者从专家那里了解到：老年“贫困”，首先来自于一个经济范畴，它特指老年人因丧失经济来源以后，而在生活上处于贫困状态，因此衍生出精神及心理上的压力。目前，老年贫困尚未作为一项统计指标在统计中有所反映，因而很难对我国老年贫困状况作出全面的判断和分析。但根据典型调查，我国老年贫困在农村和城市都存在。在人们的印象里，老年贫困似乎只会发生在农村，其实不然。最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城市反贫困的力度，对城市贫困人口做到“应保尽保”。年老体衰和年老多病，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是最脆弱的人群，因而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年龄越大越容易受贫困所困扰。
家住北京市普南社区的张玉弟老人，今年82了，由于膝下无儿无女，他与老伴张传文一直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在她们仅有十几平米的小屋里，除了墙上几幅放大了的黑白照片、几副老式的箱柜外，老人的家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
靠做点小买卖，蒸包子，她们夜里三点钟就起来，在屋子后面弄个大炉子。张玉弟老人告诉我们，她的腿也因为蒸包子风吹的，现在落下了残疾。
原来早在1983年，老伴张传文就把工作转交给了侄子接了班。为了让侄子来京工作，他却把自己的户口弄到山东农村老家去了。没有工资、没有退休费，老两口一直靠做点小生意维持着生活。但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高，他们真的干不动了。
交谈中，老人无奈地说，“我们吃低保，我得四五年了，可能岁数大了，我记得我78岁的时候我还卖包子，反正99年吧，99年上半年卖包子，下半年就卖不了，这个做小买卖就做不了，从那时候（以后）就吃低保了。
张玉弟老人告诉我们，她拿低保，从开始的80块钱，到现在已经涨到360块钱，而其中还含有100块钱的高龄老人补助费。当我们向老人问起这360块钱能否够花时，老人的话让我们感动的同时，又让我们有了几分辛酸和不安。“这个钱，我跟你说，这个生活没底，多高也能花，多低也能花，反正我呀我自己能安排，反正不能花空了，花空了，还要防个病啊、灾啊的。
在张玉弟老人心中，最让她担心的不是生活上的好与坏，而是身体上的疾病。老人不但有心脏病，腰腿疼，眼睛还患有白内障，今年4月份，眼睛的疼痛，最终让老人狠下心做了白内障手术，由于没有任何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这次手术，老人花的都是自己平日里攒下的钱。四月份动眼睛（手术）白内障，花了好几千，原来说办事处能够报销医药费，可事隔几个月过去了，老人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报上。
为了给老伴看病，年近80的张传文大爷，不但在小区居委会做起了安全巡视员，还兼做看大门的工作。为的是能多挣点钱，好让老伴的病尽早好起来。尽管生活上很拮据，但两位老人都在用自己的劳动争取着生命中的每一天。
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张玉弟和张传文依然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或许对于更多比他们还贫困的老人来讲，这两位老人是幸运的，毕竟社区为他们解决了最低生活保障。但就目前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而言，谁又能为他们的健康做出保障呢？在对老年贫困问题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周刊记者找到了一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资料，从这份资料上我们了解到：我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所覆盖的城乡比例并不尽如人意。其中仅2002年，就有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其中，养老金在农村的覆盖率仅为11％。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山区，这种状况更为严重。周刊记者在北京郊区采访时，偶然遇到了一位来自山东河泽偏远农村的老人，由于贫困，他不得不在花甲之年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胡大爷承包的这块采地只有两三亩大，而周围大片的地方，都是别人承包的，由于今年雨水充足，地里的菜，长势不错，但菜丰收了，是否能卖个好价钱，胡大爷心理一直没有底。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胡大爷的头一茬菜，一畦只卖了三四十块钱。
为了种好菜，胡大爷每天都在地里拔草、浇水、施肥。尽管当日的气温已高达35度，炎炎烈日下，胡大爷还是与年轻人从事着同样的劳动。当记者问起家里全年的收入时，胡大爷告诉我们：家里一年收入不了几百块钱，家里地少，地少就是。
胡大爷家里有七八口人，迫于生计，他不知到自己还要在这地里干多久，没有城里人所拥有的退休金，也没有养老保险，更不用说医疗保险，他所期盼的只有脚下的这片田地。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居家养老”天经地义。然而，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在我国出现了许多一对夫妇需要赡养四位老人的情况。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这些年青夫妇自顾尚且不暇，根本没有精力来照顾老人，所以一些老人不得不选择了社会养老机构。
生活中，一些老人由于子女工作忙，或者工作在外地，甚至一些单亲老人，他们得不到家人应有的关心和照顾，心理上的压抑造成了许多身体上的疾病，这些老人有时渴望得到的，或许仅仅是心灵上的点点沟通。在石景山福利院，几位大妈争相告诉我们：大伙在一起，热闹，多好呀，在家里多孤单呀，自己住一个楼，楼上、楼下都没人，儿女都上班了，就一个人，是太孤单了。在这热闹，多好啊。
采访中另一位刘大妈这样说到：我感觉老人们的困难就是没钱，要是有了钱呢，就可以住到这来了，住到这来以后，就什么也不用操心了。
在福利院，与刘大妈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68岁的张燕立老人。所不同的是，医生出身的张燕立老人在福利院期间，不但与人合作完成了近百万字的《中华食物药用》精华本，还编写了《中国福利院未来发展方向》意见书，尽管目前老人还苦于没有资金出版，但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阻碍老人奋进的心。
在这家福利院，前来入住的老人已经由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380多人，随着老人的不断增多，政府直接拨款的财力支出增大。福利院的发展面临着新的问题。这里的院长告诉我们：原来的床位是逐年提高的 ，由100多张提高到200多，现在提高到300多，到了年底，我要达到400多张，这样的话也达不到入住的需要。
据了解，我国目前有上千家的养老机构，但是这些养老机构大多数都是靠政府的直播拨款来运营的，在政府的财力支出较大，无法满足养老机构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以院养院，以民办代替公办，靠现有资产滚动发展养老事业，已经显得至关重要。
35年前，我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现在，我国已彻底进入老龄社会，再往后数3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两倍。到那时，老年人总数将达到四亿，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因此，有专家指出，我们必须现在就下大力气解决老年贫困问题，否则，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贫困老人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
长期从事我国老年问题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老年经济学专家??熊必俊教授认为，解决老年贫困首要的是发展经济。
熊必俊教授指出，发展经济是很重要的，因为养老，你说到底它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企业职工有养老保险的，但企业不景气破产了，他这个退休金发不下来，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发展经济是解决老年脱困的最要的一条。所以说救济，我们叫输血，所以说扶贫呀，我们要用生产来扶贫。
采访中，熊教授还告诉我们，要尽快解决老年贫困，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为有了保障，老年人才不但心以后的生存，能够生存了，他们才会有新的希望。“我们就是要扩大社会养老的覆盖面，就是说，尽量在城镇凡是从事劳动的，包括个体户他都应当参加养老保险，另外在农村现在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农村在以家庭养老的情况下，也要发展养老保险”。
老年是人生的必经阶段，老年我们也同样面临新的困惑与烦恼，但老了，我们拒绝“贫困”。
关爱今天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1996年8月29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措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8年过去了，一些老年人生活无依的情景还是让我们感到痛心。30年后，我国的老龄化将达到峰值，到那时坐在电视机前的一些观众朋友们也会两鬓斑白，耳目失聪，行动不便。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的晚年会怎样度过？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