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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8日是CCER成立十周年的庆典，在9月16日到17日，CCER特举行“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国际的著名学者参加此次盛会，9月16日上午8：30分，随着中心主任林毅夫的热情致辞，国际研讨会正式开始，搜狐财经频道应邀做独家网络支持，全程图文直播此次盛会。
主持人林毅夫：非常感谢樊纲教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都把结构问题解决，所以混合体的机构，尤其他不是很完整，很有效，要采取一种方式解决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下面我们进行讨论。我还有其他几位的专家，希望请他们做一些评论。下面有请钱颖一先生。
钱颖一：这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过去25年的经济改革做了一个回顾和评估。我想从Dwight Perkins教授的论文说起，由于时间的关系Dwight Perkins教授没有全面展开他的论文，实际上他的论文是非常有深度的。他有两个最重要的信息，在结尾非常清楚的说明了。第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的从中国自己过去25年的角度看，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的话，那么中国从78年以来过去25年经济快速的增长，并不是一个惊讶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他在文章中做了仔细的论证。原因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从57年到78年之间，由于各种扭曲，计划经济带来的扭曲，政治引动的动荡使得起点都相当的低，这样的低起点对经济是不好的，但对后来的增长是“有利的条件”。过去的15年当中经济学家对各国的经济增长有了深入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很多的内容，特别是从跨国的回归，从那些知识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增长是基本上与其他国家增长原因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一致的。这里面几层，从最初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物质资本的增长率、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劳动力的增长率、技术增长的基本率，这是决定国家增长。这些因素都是国家在改革25年当中都是比较高的。从过去10几年经济学家强调的新的因素，地理因素。海岸线、温度、气候等等，还有开放的程度，国际贸易、开放中国有了巨大的变化。第三就是制度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中国在过去25年，是完全同世界其他国家增长形式或者源泉上来讲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讲，Dwight Perkins教授讲是很重要的判断。很多人来讲这个判断是一个惊讶的事情，一方面会对我们快速的增长感到自豪，这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该把中国的增长放到经济学已有的文献中看，至少在这个层次上来讲，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Perkins 教授没有停在这块，这些因素很重要，但并且告诉大小是多少，但不能告诉你，你的资本是怎么积累的，你技术进步、制度变迁是怎么带来生产力的变化的，这是都是不能告诉你的，在这个层次上是需要我们做研究的。如果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了解的话，应该在这个层次上理解。Perkins教授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展开。这方面中国有它的特殊性，不光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特殊性。虽然有很多的穷国起点都比较低，有潜力增长，但并不是所有穷国都能增长。这确实有它的特殊做法和形式，在这点上三位作者都提到了中国的乡镇企业，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比如我们可以说穷国，有人说中国因为很穷，所以增长自然很快。不对。比如中国的乡镇企业，并不是因为中国穷才有乡镇企业。越南也很穷，越南没有乡镇企业，确实跟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是有关系的。因为特殊的原因，就使得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别的国家照抄一个做法，或者把自己国家的东西硬向别的国家推销，这是做不到的。我就想着重讲一下第二层，就是中国怎么真正找到在改革当中一些成功的微观层次的原因。樊纲着重讲了乡镇企业，以混合性的安排。我也曾经用过一个词，就是过渡性制度安排。乡镇企业樊纲做了详细的说明，我也非常的同意。但这里面有一般性。比如合资企业的例子，中国的三资企业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有合作型，可以有合资型，也可以有独资型。一个是农村的企业，一个是讲外资企业，为什么都同时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很简单，答案就一个答案，就是制度环境在发生变化。这里面自由选择刚才樊纲也说了，是一种理性制度上的安排。这正是中国在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总结和研究的方面，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中国能够在如此扭曲，如此比较低起点的情况下，他能够达到现在的成果，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很多人由于政策上希望能够更快的私有化，或者更快的提高效率，有一种倾向容易直接看到理想中的，但制度变化都是有时间的，重要的是看他如何变化，以及制度之间、安排之间如何做的。Dwight Perkins教授三位的演讲都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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