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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8日是CCER成立十周年的庆典，在9月16日到17日，CCER特举行“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国际的著名学者参加此次盛会，9月16日上午8：30分，随着中心主任林毅夫的热情致辞，国际研讨会正式开始，搜狐财经频道应邀做独家网络支持，全程图文直播此次盛会。
主持人林毅夫：下一位有请李稻葵先生。
李稻葵：感谢CCER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CCER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对CCER过去十年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我相信CCER今后的十年会有更大的成绩，到那时候我建议我们开一个会，来讨论一下CCER以及类似的经济成功里面带给我们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
今天会议的安排，我当时理解主要是安排我讨论第三篇文章，所以头两篇文章，Dwight Perkins文章只读了一遍，Ross Garnaut听了一遍，主要是针对樊纲教授文章发表一下评论。但前两篇文章我听了感觉就是中国经济在改革之前没有很好的发展，是因为动乱造成的。刚才也说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一批改革者上台带来的，我一个感想就是民族的动乱、悲剧，比如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物质财富是一种毁灭性的伤害，但对我们制度创新，根据中国的经验来看是一个财富，比如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经济改革、在制度创新上讲是正面的作用。每当出现争论的时候，每当出现意识形态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会用文化大革命潜在的方式告诉大家，不搞争论，搞实验，总结经验，推广好的经验。用文化大革命极端的悲剧反面激励我们。
下面我讲一下樊纲教授的评论。我特别赞同樊纲教授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对乡镇企业的研究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尽管乡镇企业作为一个制度，一个机构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首先，经济学学科的发展，经济学知识的创造，就是通过研究不同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达到的。比如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是看那些铁匠，小作坊式的，才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概念。另一方面讲，过渡性的制度本身在不断的创新，创新的过程对我们政策制定，对于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总结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如何在大的政策框架下不断的进步，对今天的政策制定也是很有意义的。现有的文献在研究里面是不够的。这些文献可以分成严肃的文献和非严肃性的文献。非严肃性的文献过于意识形态化，是不是新的创新，是不是研究发明等等，我觉得文献的生命力是不强的。比较严肃的学术性的文献，这个领域里面还是有它的不足，主要是讨论乡镇企业存在的前提，另外讨论当这些前提变化以后，乡镇企业会怎么变化。在这个背景下，樊纲的研究贡献是很大的。重新提出乡镇企业以及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过渡性制度的研究性。第二提出了混合制的概念，这也非常的重要，对我们讨论有所帮助。第三，尽管用描述性的语言提出混合性的制度安排为什么它能够不断的进步，它一个核心思想是说，任何的制度安排它都是在一系列制度安排里面，共同存在的。当周围的制度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核心的制度安排，也会变化。各种制度之间必须是协调的，这种思想我是很赞同的，很认同的。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学者也是有同感的。
我像一个小孩子进一个麦当劳，总觉得他的汉堡不够大。我觉得这个研究至少还可以进一步推进，主要怎么推进呢？可能需要对更具体的制度变化的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就乡镇企业的制度变化而言，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四种类型相关的制度的变化。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各个地方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争论的不断结果，他们脑子里面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如以前那么强了，更愿意接受私有制度的安排。第二是市场的完善，这个含义非常的广。尤其是包括产品市场的竞争，以前张维迎教授也写过文章，他们认为通过产品市场的竞争，推动了乡镇企业私有化的进展。第三类是广义的政府改革，政府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对企业的控制。第四，就是金融体制的改革，当然这个改革还不是很完善，但从90年代初，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的银行对乡镇企业贷款的力度收缩了，是不是乡镇企业、集体企业性质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方面的研究是大有可为，也可以继续推进。樊纲教授给我们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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