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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有希望呢？
简单一句话，别人的钱永远不如自己的钱花得小心。我是一个大学教授，经常要申请学术基金。基金申请下来了，用途却有限制。请客吃饭是不允许的，也不能花在女朋友身上。那能干什么呢？只能复印、打字什么的。这种情形下，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从来没有例外，你会大量的复印一些说不上有用还是没用的东西。如果换一个假设，把基金直接发给我用，我还会花那么多钱在复印上吗？答案一定是：不。我会仔细斟酌，减少无谓的浪费。国企不要再谈什么改革，要谈只能谈废除。
中国现在的很多事情，我实在想不通。想来想去也想不通。为什么外国人不能以个人身份开人民币帐户？为什么外国公司不能租用中国的私人住宅？公司的税率比个人的税率高？
张维迎教授一直讲，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我小的时候，躲避中日战争，坐船去广西。那时的船需要纤夫来拉。有人在旁边拿鞭子不断地抽打纤夫，不让他们偷懒。纤夫们装作很用力的样子，其实在偷懒。我就在想，到底是拿鞭子的人雇佣纤夫们呢，还是纤夫雇佣了拿鞭子的人。后来，我写了一篇论文，说明这其实并没有分别，劳动也是资本。
有人问到中国当前是否存在着道德危机的时候，张五常说：“经济学不能回答Ethics(伦理、道德)的问题”。
你们问我，如果中国走完全开放的道路，会不会变成现在俄罗斯的样子。我看不会。俄罗斯在经济没有改革之前，就进行了政治改革。这是激进的做法。现在整个俄罗斯是黑社会管制。国营企业私有化如果不靠一个独裁的政府，一定会被黑社会搞乱。有人让我去广东看看，十三四岁的俄罗斯少女，为了很少的一点钱，背井离乡，去跟农民睡觉。一个曾经多么强大的国家，如果你有女儿(张五常把手指向听众)，试想一下，你会让她去跟你最看不上的中国农民睡觉，那一定是苦到头了。我说，教授不能去，被人看到不好意思。事实上，我这个作父亲的，心里非常难过。
十一年前，我和弗里德曼来中国，一再建议国企该收摊了，外汇管制该取消了。十一年过去了，外汇管制不但没有取消，而且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看不懂。外资只能进来，不能出去。那还有人进来吗？好大的笑话。现在还不准古文物出口。我觉得，保护文物最好的办法是允许文物自由进出口，否则那些已经在外国的就永远不可能收回来。
六年前，我又来中国，你们的领导人跟我说，担心如果政府完全不管的话，北京人就会吃不上蔬菜。我说，如果开放完全不管一定会有蔬菜吃。只要有钱赚，人们就会去干。
你们问我，中国未来十年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主要出在特权阶级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你们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来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现在好了，私有产权被承认了，这是一个进步。
你们问我怎么看待马克思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邓家天下》，讲得是邓小平、邓颖超，还有一个邓，是邓丽君。在马克思主意的理论里，邓丽君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既不是地主，又不是资本家，也没有剥削。几分钟，就挣几千块。她的剩余价值就在自己的口袋里。邓丽君的存在，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你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思想教育吗？我不反对研究这些学说，但是读书不能信，要自己思考。那么多的经济名师，我一个也不相信。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
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我有一个好的例子，经常举。现在别人也常举。(张五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如果这张钞票放在街上，没有风，没有警察，两个小时后，这张钞票还会在那里吗？我跟你赌，你一定不跟我赌，1：1000你也不肯赌。大家的答案一定是：钞票会不翼而飞的。物理学能精确地解释吗？化学能解释吗？哲学能吗？都不能。只有经济学能。
事物都是存在规律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没有任何事情是random的，我们说它random，是没有找到方法解释。我从八十年代开始预测中国的变化，一篇一篇文章，从来没有错过。不过，我在股市上，却没有这个本事。
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一直的观点是，长痛不如短痛。我曾经和弗里德曼教授一起拜访当时的四川省长肖秧，我很欣赏这个人，很不错。弗里德曼建议肖先生，砍掉老鼠的尾巴。肖秧先生反问到，中国的情况是，很多条尾巴缠在一起，先斩哪一条好？弗里德曼当时没能回答，我当时其实是有答案的，但碍于弗里德曼的面子，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一起斩掉。这一点我强调过很多次，如果不一次改，很容易走成印度的样子。
你们的领导人，应该对自己的人民有充分的信心。不要总想着保护，应该尽快加入WTO。不要计较什么牺牲太多，要有信心赢过他们。要我说，中国不光是劳力便宜，中国的人才也便宜。你们的教授一个月挣多少钱？三千块？那实在是太便宜。我太太上星期买了一件手工织的毛衣，非常漂亮，据说是中国十大设计师设计的。可是才卖一百多块钱。那么说，成本不过几十块钱，中国的人才实在是太便宜了。我看现在那些出国读书的年轻人，比张五常厉害多了。我们一定能够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的。
高科技中国不行，我看中国也不用搞。美国实在是厉害。高档产品，日本最好。中国无论如何也做不出Honda那样的汽车来，二十年也不行。大众工业，中国是排第一的。
你问我经济学有没有可能从众多的流派变成统一的学科。现在很难讲。六十年代的时候，很多经济问题一下子冒出来，研究得可真过瘾。八十年代，game theory起来了，说实话，我不看好。搞了十多年了，我没有看到什么精彩的结论，也不具备什么解释问题的能力。可是数学多的不得了，方程很多。我认为，重要的文章从来没有很多的方程的。高斯得诺贝尔奖的那篇文章，就一个方程都没有。杨小凯用数学证明了我提出的企业理论。我很乐意他去证明。反正出名的是我，而不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