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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在的约束条件下，在中国清楚界定产权比产权定价重要得多。定价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市场比许多自称为“替弱势群体讲话”的经济学家们高明得多。
2004-9-17 4:05:58 高小勇／文
郎咸平与张维迎、张文魁等在“国退民进”问题上的冲突，在我看来，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又一次冲突。这种冲突在我们这个感情充沛的民族身上向来就存在，只不过背景不同、冲突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罢了。
不容置疑，市场在中国经济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正基于此，才有中国今天的发展。所谓市场有效率就是把财富和就业奖赏给善于获取市场信息的人，通过亏损和失业来重新配置另外一些人。市场对人的无情甄别、奖赏和惩罚无疑拉开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而且差距之大，让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习惯的人，很容易产生不平和仇恨。在这种背景下，冲突就格外使人瞩目。
我不是说，所有企业老板的财富都是市场的奖赏。改革就是给人以经济自由以发育市场。但是，我们从统制经济脱身而来，百姓创业自由和官员贪污自由的甄别成本太高，难免有人通过行政权力发不义之财。
我认为在转型时期企业老板的财富来源大致有两种途径。
一类是巧取来的，一类是豪夺来的。我个人看，顾雏军是巧取，利用市场信息巧取是容许的。所谓企业家挣的就是私人信息的钱，顾雏军挣的就是他才有的市场信息的钱。市场经济就是把该交易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交易，没有交易就自然没有效率。而交易需要信息，信息是有价的。如果说所谓“流失”，那么可以看出市场的信息费用是相当高的。你不拥有信息你就该交费。
另一种所谓豪夺，就是靠行政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赐予的光环掩盖公众在生产分配上应该知道的信息，甚至制造假信息，这叫掠夺。像银广夏这样的公司，甚至现在更金光闪闪的公司就是搞掠夺的。如果不是行政权力保护，这类公司会暴露更多。但他们无疑不是企业家的主流，跟真正的中国企业家扯不上关系。
但是，我认为企业老板的财富主要是市场的奖赏。否则，中国今天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就很难理解。
再说，对市场甄别出的劳动的差别，与行政管制造成的不义之财而带来的收入差别，我们目前的制度要给予清楚的界定，其成本是极高的。说成本极高，是指不把资源放在市场效率上，而是用在纠缠市场甄别出的收入差别上。中国相当长时间内的约束是就业。哪种方式增加市场化就业，哪种方式就是最经济的、最大化的。在彼此需要的市场经济中才能培育出现代社会所需要公民，而不是自给自足农民和自以为自己是老板的工人，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理顺人和人社会关系的稳定的经济约束存在。而这种非行政性的就业又是多么多么需要对信息敏感并能据此灵活运营资产的企业家。
一些学者自以为比市场聪明，他们比市场更知道企业家该拿多拿少。其实，他们更是彻头彻尾的经济人。他们深谙，在中国做真正的学问他们是没什么戏的，而张扬市场甄别出的收入差别，自称代言“弱势群体”更能打动人感情、更有张力，也能更快捷的、成本更低的博取名声。
说“彻头彻尾”，是由于这些人为了最大化自己，已经根本不拿学术科学当回事。他们中有人竟敢如此大言不惭宣称：“郎咸平的文章我没看明白，可能有错误，但我坚决支持”。他们只拿弱势群体当自己的礼服，从来就没有过增加弱势群体就业的好主意。什么叫“经济学家集体失语”？都如此亢奋信口开河就算经济学家了？不跟你玩就失语了？正经做学问的人付不起这个成本嘛。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冲突可能给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带来负面的影响和压力，谁都有个人言可畏问题。这场冲突会影响形形色色的产权重组界定和交易，当然也影响效率。我的看法是，在现在的约束条件下，在中国清楚界定产权比产权定价重要得多。定价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市场比许多自称为“替弱势群体讲话”的经济学家们高明得多。
另外，不高明的人在中国也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更是值得国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