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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新京报》报道，从9月16日晚6点半到17日凌晨3点半，被拖欠工资的十几名农民工把包工头“押”到昌平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早上8点，进入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投诉但未被受理；随后，找到区建委，但同样未被受理。最终，农民工回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执法科提交了书面投诉材料。从“押”工头出发，到投诉被受理，其间工头两次逃跑，两次被“捉”，工头之弟携匕首刺探也被“俘虏”。
在“逃”与“捉”的较量中，如果有一位当事人行为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在整个过程中，使问题复杂化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农民工集体强行“押送”工头到有关部门投诉；二是有关部门“无意中”拖延了受理时间。农民工告诉记者，在“押送”工头过程中，他们“绝对没有打他”。笔者相信，在理智的状态下，农民工也不希望节外生枝。但在投诉接连遭拒后，他们还会不会理智下去呢？
农民工能相信法律，而不是试图通过暴力等过激手段解决问题，已经是做出了明智选择。而这种选择在实施之初就屡屡受挫，必将动摇他们选择法律维权的决心和信心。因此而放弃法律，转而选择过激方式，尽管可能性很小，但只要出现一例，对农民工来说可能都是致命打击。今年以来，在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农民工工资清欠问题的前提下，仍然出现了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要被拖欠工资的事件。这就提醒人们，要尊重、引导并帮助农民工通过法律维权。
国内推行农民工投诉首问负责制已有先例。去年年底，西安市对投诉举报拖欠民工工资的，实行首问负责制。规定各部门、区县在公布投诉举报电话的同时，还要公布值班领导和值班员名单。第一个接到投诉的值班人员要认真接待投诉者，并做好记录，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及时作出处理；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要给投诉者指明投诉的渠道、部门，并将相关材料转交相关部门，同时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对工作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后果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者追究责任，单位通报批评。
北京市在受理农民工投诉问题上推行首问负责制的难度并不大。在责任划分清楚的前提下，劳动保障部门之外的政府工作人员遇到农民工投诉，要做好必要的解释工作，并提供详细的“投诉路线图”，帮助农民工顺利迈出法律维权的第一步。同时，相关部门的“首问责任人”要对整个处理过程负全责。在这起事件中，听到投诉被受理的消息，一位农民工说：“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好几个民工听了都叹气。这种叹气透露出农民工的无奈，同时表明他们对法律维权仍心存疑虑。可见，首问负责制既代表了政府的一种积极态度，更承载着公众对政府的深切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