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本报记者 王梓 主持
9月16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开幕，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此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9日下午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中央党校卢先福教授应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讲解。
9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
9月11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黄宗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著名反腐专家李永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和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共聚21世纪圆桌论坛第21期，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涵和挑战等问题进行讨论。
1.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内涵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其主要议题，同样说明在新世纪、新形势、新情况下，必须举全党之力来解决我们在执政能力上的新问题。
《21世纪》：这次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什么执政能力建设会被提到如此高度呢？
黄宗良：我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其国际背景。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党执政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深刻影响了政党政治的运作方式，因此，各国政党纷纷更新执政理念，改进执政方式。
首先，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新变化和社会信息化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结构由所谓“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政党的阶级代表性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间接化、隐蔽化的特征，执政党既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基本群众，又要尽可能广泛地顾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寻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共同点，这种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加强，民众了解政治、表达愿望、提出要求、行使权利都更加便捷，这就增强了民众相对于执政党的独立性，如何继续保持自己的吸引力和社会动员力，有效解决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政党政治疏远的问题，成为各类政党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
其次，社会政治格局和政党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苏联和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失去政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执政的党也接二连三丢掉政权。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加大了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打压、遏制的力度。
李永忠：25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说明此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重心存在问题。之后，改革开放被确立为两个基本点之一，说明此前我们在改革和开放上存在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其主要议题，同样说明在新世纪、新形势、新情况下，必须举全党之力来解决我们在执政能力上的新问题。
甄小英：现在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具体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首要任务。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这就要求我党提高执政能力。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或者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或者是社会动荡时期，只有提高执政能力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过去比较零散的、不够系统的、单项问题的研究，现在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重要意义。
沈宝祥：6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执政能力这个新概念，8月22日，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他又提了一次。这两三个月中，“执政能力”概念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成了众所瞩目的问题。
李强：中央提出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有深刻的意义。我理解，执政能力涉及“执政”和“能力”两个问题，需要分开来讲。
关于执政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落实十六大所提出的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从1982年开始，经过四次机构改革，到2003年的机构改革方案基本完成了国务院的政府职能转化这一目标。
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要求党的职能的相应转变，否则，政府职能转变就不可能完成。这意味着，党的职能主要是掌握政权，执政为民。应该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整个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多种经济形式得到长足发展，党领导社会的方式需要重新思考。党应该主要是通过政府来实现执政党的领导功能，即通过任免政府官员、提议并通过法律、监督执行法律来贯彻执政党的意志。党通过政府来实现管理社会、协调社会的功能。
党的职能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不能根本完成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任务，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机构改革，即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职能转变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觉得从现在起就应该提上考虑和研究的日程。
甄小英：邓小平同志1980年讲过，政治体制改革，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这次提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包含着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问题。从理论上包含着把党的领导概念和执政概念区分开。领导是对全部国家和社会生活而言的，执政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的。领导是政治活动，执政更多的是法治活动，要依法执政。在执政活动中，不能简单搬用政治领导的手段和方法，不能把政治领导与执政行为等同。
加强执政能力主要是加强党推进理论创新的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依法执政的能力，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能力，整合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及正确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
2.苏联教训
《21世纪》：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呢？
黄宗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主要是因为原有三大优势的丧失。第一是失去了原来广大工农群众这个比较牢靠的执政基础。政治上的原因是并没有真正的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而是自以为是，坚持“左”的政策，甚至形成了官僚阶层，这与广大劳动群众从生活方式到世界观方面都是格格不入的，不能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这是最根本的教训。
第二就是原来共产党很强的组织性、战斗力和生命力的丧失。列宁当年就说过，“给我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要把整个俄国翻转过来。”革命家的组织最重要的就是要执行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长期以来苏联坚持的是极端的集中制，民主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是破坏。党内少数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和干部，他们的权利甚至是脑袋都得不到保障。与之对应的就是形成个人集权、专制和领袖的个人领导终身制。党内并没有民主，这个党就没有生命力，党员变成组织结构中的一个螺丝钉，失去了主动性。
第三个就是执政党的灵魂，也就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丧失。苏联原来有一个生命力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这个体系与苏联的实际相结合形成列宁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三个主义”使得苏联失去了这种优势，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也脱离了群众；第二个主义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形式主义，不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抵制其他思潮的冲击；再就是文化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专制主义。垄断真理，到最后完全丧失了真理。
三大优势的丧失，除了政治上的原因，经济上的原因首先在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系，缺乏活力和内在动力；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济决策上坚持的冒进赶超战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很大；第三就是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我把它概括为苏联模式，集中体现为“七重七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21世纪》：从中我们党能够受到哪些启发？
黄宗良：第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加强执政基础。从政治到经济，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是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或者表面上讲“三个代表”，实际以权谋私，执政基础就会不牢靠，所以坚持科学发展观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就是理论上要不断创新，要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发展新的理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培养一支真正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真理、努力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队伍，还是很有必要的。理论创新是党的灵魂，而创新根本的问题就是科学的态度，即实事求是。
第三，就是要扩大党内民主。如十六大所讲，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民主集中制从理论上讲还是一种比较好的组织制度，但很容易变成极端的集中制，或者说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以需要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
3.发扬党外民主和党内民主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关键是要处理好党内和党外的各种关系，包括党和政权机关的关系、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党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
《21世纪》：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党外民主是关键。在我国，如何处理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呢？
黄宗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关键是要处理好党内和党外的各种关系，包括党和政权机关的关系、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党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苏联模式非常要害的问题就是权力缺乏监督，不是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党管的事越来越多，而是要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苏联的教训就是垄断一切，垄断财富、垄断权力、垄断真理，最后丧失一切。
民主党派要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对共产党进行有力的监督。有力的监督来自有力的政党和对参政力度的加强。我国的参政党是友党，但要敢说真话。
甄小英：知识经济兴起以后，中间阶层将日益强大，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党的阶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前进不断加强，同时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入党，这样，党的社会基础也会不断扩大。但是，八个民主党派的发展，正出现趋同现象。各民主党派如何在保持各自特点的情况下，同时适应我国社会阶层的新变化，使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有畅通的渠道，使我国的政党制度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性，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民主党派的发展还要从长计议，比如说民主党派的规模多大比较合适，如何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现在中共上层和民主党派的协商很多，去年就有18次，很多的问题都广泛征求了民主党派的意见，现在中央正在将这些工作进一步制度化。
《21世纪》：在干部的任用和选拔方面，我党连续推出了“5＋1”文件，在这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保证文件实施的效果呢？
李强：随着经济事业单位的逐步改革，我们党也要认真思考一下，是不是要长期维持在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都是党来管干部、管人才，掌握所有的资源配置。
甄小英：执政党都离不开管干部，包括西方也是。干部选拔和任用，有些地方和单位，在公开的程序后面，往往伴随着暗箱操作，这是导致跑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要增加操作的透明度和靠加强监督来解决。这次干部制度改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杜绝腐败现象的一个有力的举措。
李强：选拔干部，首先要确定好的干部的标准。第一，干部要廉洁，能够为大家做事；第二，干部要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创新，有棱有角。
因为贪污腐败问题的严重，我们在监督、问责方面加大了力度。对于问责制，我的看法是，要防止未见其利，先见其弊。问责制如同在官员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可以防止那些特别贪、特别糟糕的人，但是也会卡掉一些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官员，它可能导致官员非常谨慎，但缺乏创新精神。
如何做到既防止官员贪污腐败又使他们有创新精神和责任感？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党内有一个民主的竞争机制。要靠竞争机制使人才脱颖而出，使人才受到考验，使选拔机制公开而透明。如果不能在引入民主和竞争机制上有所突破，而是试图在领导选拔的大框架下绕来绕去，强调用科学的方式去选拔、管理干部，似乎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4.迎接执政能力建设挑战
革命党能否顺利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关键是以“造反有理”为主旨的革命党理论，能否顺利过渡到以“执政为民”为主旨的执政党理论。
无论是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党组织的执政能力，还是党员个人的执政能力，最根本的加强是制度建设的加强。
《21世纪》：在执政能力方面，目前存在的挑战有哪些？
黄宗良：最大的挑战是主义问题。以前空谈主义是问题，现在不谈主义也是问题，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在大问题上必须清醒。
第一个危机就是发展的问题，坚持科学的发展观，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第二是防止腐败屡禁不止，每年的吃喝款要花1000亿；第三是决策问题，就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问题，决策没有责任制，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些不是利民工程而是害民工程。
一方面民主不足，另一方面对社会的控制不足，比如土地问题、税收问题等等。我国每年流失税收1000亿，我自己觉得这个数只多不少。不好好解决这些问题，执政能力都会出现问题。
沈宝祥：关于改革的进度，中央党校组织的一个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调查得出的结果是，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建设。我们党这艘大船，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过程中，要牢牢的把好舵，才能既快又稳地向前航行。
甄小英：保持社会稳定和有效进行社会整合也是一个大的挑战，贫富差距、就业、失业的问题，还有大企业改革问题，好多都是很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21世纪》：十六大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五个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该如何实现呢？
李永忠：解决执政能力上的新问题，一靠加强，二靠建设。一是加强调查研究。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深入实际的调研，首先做到“知己”，而后做到“知彼”，唯其如此，方能做到“百战不殆”。中央在四中全会前已经认真做了此项工作，因此有理由对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在解决党的执政能力中存在的问题充满信心。
二是加强理论探索。十六大报告在理论创新上用了“三个解放出来”。我以为，这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打开了新空间。其实，理论既需要继承，更需要发展。“两个凡是”错就错在它束缚、桎梏了思想认识的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好就好在它解放了思想，促进了理论的发展。革命党能否顺利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关键是以“造反有理”为主旨的革命党理论，能否顺利过渡到以“执政为民”为主旨的执政党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将继承与创新集于一体，将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于一身，因此才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而我们现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中，那种简单化的诠释、庸俗化的理解、鹦鹉学舌似的照本宣科，不准有一点创新精神和创造力表现的禁止与封杀……致使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集体智慧日渐衰减，党员、干部的创造能力日益萎缩，理论创新的多个积极性慢慢变成了一个积极性，理论发展的压力也因之由下而上越来越集中地压在中央肩上。表面上、桌面上，上级没说过的话，下级没有人说；中央没用过的字句，基层绝对不用。而背地里、私下里，俏皮话市场不小，风凉话大行其道。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同理，没有执政理念的创新，则很难有执政能力的提高。
三是加强实践创造。执政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从五个方面来看，还是从十个方面来讲，出发点是实践，落脚点还是实践，关键在实践，标准也在实践。28年的武装斗争，使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因此，我们那些打过败仗的指挥员中才产生了闻名于世彪炳青史的“十大元帅”、“十大将”。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大胆试、大胆闯的号召，杀开一条血路的号令，让众多改革健儿跻身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由“特区”的成功扩大到“特色”的成熟。要乘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东风，当务之急可能需要尽快建立政治体制改革所亟须的“特区”，让包括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各类改革都在里面大胆试，大胆闯，大胆实践，杀开一条血路，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政治文明建设。
有了三个加强，靠什么建设呢？主要靠制度建设。无论是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党组织的执政能力，还是党员个人的执政能力，最根本的加强是制度建设的加强。因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必须以党的制度建设为载体，才能切实加强。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反复证明，党的执政能力的加强程度，永远不会超过党内制度建设的健全程度；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程度，永远不会超过党内制度建设的完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