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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外，汤敏还有另一个让他颇为重视的身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他与CCER创始者之一的易纲同为美国伊里诺大学经济系校友。10年前，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之初，汤敏先生就加入了商讨的过程之中。10年来，汤敏和他所供职的亚洲开发银行一直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8月31日，汤敏先生以“局外人”的身份，就CCER的学术角色、社会角色以及发展模式等问题接受了《商务周刊》的访问。
《商务周刊》：汤敏先生，今年是CCER十周年。筹建之初您就对它有很深的了解，同时，您也是其聘请的客座教授。请问您如何看待CCER在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学术角色和社会角色？
汤敏：过去1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不仅仅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还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即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不断地把国际上最先进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以从实践上以及理论上发展中国经济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国际经济发展的传播局限于简单地介绍国外经验的模式。但很快，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市场对经济学家的要求已经不满足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对国外理论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一些在国外接收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前沿理论已经比较熟悉；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遇到的经济问题较之以前也更深入，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与政策在中国已不容易取得良好成效。所以，在9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改革的设计需要既懂国际经济理论，同时了解国内情况，包括经济和政治情况的专家来进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树立了这样一个社会角色，他们的经济学家一方面熟悉国际经济学知识，同时对中国国情有较深入的了解。在中国近1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他们间接或者直接参与了很多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他们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智囊团的作用。
《商务周刊》：CCER可谓典型的学院派，但像您所说，它10年来又扮演了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智囊角色。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学院派在中国改革的作用和价值？
汤敏：任何一个机构、个人都有强项与弱项。学院派有好的理论功底，在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和大方向把握上不会偏差，但也有可能在实际应用上薄弱一些。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各种声音应该被听见，各个利益群体都有代表，不能听一家之言，否则某一方水平再高也有局限性。
《商务周刊》：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与官员和企业家交往较多，这是否会伤害其独立性？如何平衡这个问题？
汤敏：所谓智囊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指学术观点上的独立性。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是政策的供给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的智囊团就担任这样的角色，他们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另一方面是政策的需求方——政府。
一个好的政策，是供需双方合力的结果。社会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政府则应该为所采纳的政策咨询服务付费。而政府要确保得到最好的服务，就应该使用招投标的方式获取服务。这需要一个好的机制，确定好标准，然后公开招标，这样能够保证好的咨询建议得标。
但目前政府对“软件”的采购，如政策研究、政策设计等还没有一个较系统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各部委、各级政府多使用自己的研究部门来做政策研究和制定的工作，而本部门的研究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一定是全社会最好的思路和看法，而且难免受到部门利益的左右，为该部门代言。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智囊机构，它不会从属于任何部门，和部门利益无关。从学术观念和资金上都是独立的。这一点CCER做的比较到位。
在我看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部分业务今后可以发展成为一家一流的政策顾问咨询公司，在西方国家，这样的智囊团队极其重要，社会影响力也很大，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商务周刊》：一个例子是，今年林毅夫教授通过公开招标，承担了“十一五”规划中“金融改革、国有经济控制方式与地区协调发展研究”的课题，被视为国家重大决策机制的一个巨大改变。但是，我们现在离理想状态还有距离，您认为到达这个状态的过程还需要多久？
汤敏：西方国家把这套政策咨询招投标方式摸索出来需要很长的过程，但我认为我们学习和借鉴加以运用的过程并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当然，政府决策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链条。购买政策咨询服务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不能靠招投标的机制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建立更好的决策机制，包括招投标、民众参与等方式。
最重要的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方案的政策供给方，应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有可能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府听到不同的声音，做出更综合的判断。在一个好的机制下，那些过于注重部门利益的政策咨询方案会被淘汰。
《商务周刊》：在没有到达这样的状态之前，智囊机构要如何确保其独立性呢？
汤敏：在这样的机制完善之前，智囊团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主要是依靠这一团队本身的修养、功底以及社会责任感。正是因为智囊团有不独立的危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出现才更有意义，社会需要这样的高水平，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智囊机构。在过去10年里面，他们给了市场一个智囊机构的新形象。
《商务周刊》：在过去10年的发展中，就您的观察，CCER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汤敏：CCER坚持自己在经济理论研究与政策咨询的社会角色，一直没有改变，但它们的作用和对社会的参与程度在逐步深入。因为发展较早，它的国际性较之其他类似机构而言更强。中心学者的背景使得他们可以用国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改革。
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的聚集点，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一模式的带动下，全国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经济研究中心，比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等。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再好，但是若独一无二，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中国经济和政策研究需要众多的声音，而且需要竞争，在经济学中最反对的就是垄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模式正在扩散，这对中国经济研究、政策研究的扩大和深入能够起到非常积极和巨大的作用。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区域具备不同的特点，需要有不同的类似机构参与研究。
《商务周刊》：那么，未来的CCER发展方向又在哪里？
汤敏：在过去10年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个教授的成果都很丰富，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教授们个人的研究所得，基本依靠个人能力完成。未来的经济政策研究，可能需要比较全面的、更深入的综合性的政策建议。这就需要一个较大的团队，以更专业的政策咨询方式，以及更有创意的政策研究的筹资融资方式。如果CCER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这不仅对中国的政策咨询有重大贡献，而且对CCER的未来战略与政策制定、对中国未来的政策进程都会有重大影响。
因此，我认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应该加强。要知道，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中国面临两个转型，其一是从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市场经济国家；其二是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为一个达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大转型的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世界上最难的经济理论课题。
现在，这两大转型已经有了一些实践的成果。但这些成果还没有上升为一个体系。谁能把中国的改革经验讲清楚，特别是能把实践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上升为一套理论体系。谁就能把经济理论的研究推动一大步。
这些理论一旦建立，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推动力。现在，正需要一批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进行研究，进一步把这两大转型的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我认为，这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