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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闻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初创元老之一，1993年，他放弃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终生教职的机会毅然回国。这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与同为“海归派”的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共同发起组建CCER，完成他1982年作为第一批自费出国留学生所发的宏愿——“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这位曾在黑龙江虎林县屯垦戍边整整9年的经济学人，至今还带着知青特有的坚韧心和乐观。CCER成立以来的10年间，帮助中心主任林毅夫将CCER办成了享誉海内外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研究机构，目前已经升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海闻，在CCER十周年纪念到来之际接受了《商务周刊》的访问。

　　《商务周刊》：CCER成立之初，就被看做中国经济学家冲击诺贝尔奖的“孵化器”。但10年来，CCER发挥的作用似乎不止于这个目标。在您看来，10年来，CCER的学术角色、社会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海闻：中心当初办的时候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想搞政策研究，另一个普及和提高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中心是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之下成立的，那个时期对中国来讲是个里程碑。

　　1993年，当时留美经济学会召开了一个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上热烈的讨论激起了我们这一代在国外留学人的热情，认为该是我们回国效力的时候了。因为走向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讲，是最有用武之地的大时机。国家创造这么一个大的环境，我们也该为这个国家的转型作出贡献。希望能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多提供我们的一点建议，在我们研究的基础上，让中国的转型更加顺利，让中国的发展更加平稳和迅速。

　　同时，也希望搞好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为什么放在大学里呢？我们认为，自己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单独的研究所，我们是大学里的一个研究机构，这样就可以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在更大的范围内薪火相传。

　　教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普及经济学的知识。市场经济不是靠几个经济学家就能搞得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所有的人都懂得市场经济的规则，还有一个市场经济的理念，除了经济学家、经济学专业以外，读法律、读政治、读新闻的都得懂得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规律，然后知道去保护什么，去反对什么，去限制什么。

　　做教育的第二个目标是要能够培养比我们更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经济学家，包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是不太可能了，那么需要为下面一代或者下面几代的人做好铺路的工作。拿诺贝尔奖必须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上的突破。那么要拿诺贝尔奖，首先就要掌握这套主流经济学。这是几代人的努力，首先就是要正确认识经济学的理念，如果我们仍然将经济学定义成东方的、西方的，这种排斥的态度是永远学习不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商务周刊》：林毅夫教授说到，要将CCER办成一座像世界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样的的学术机构，CCER一直是经济学教学、研究国际化、规范化的倡导者，你们把国外经济学教学、科研的管理体制复制到中国。现在看来，CCER已经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研究机构，这是你们最成功之处。

　　海闻：10年来，我们在经济学术和高层次教学科研领域这些方面确实做了最大的努力，也做了许多被社会和学界认可的工作。比如普及经济学教育，应该讲，我们的作用不仅仅限于北大，而且更多地扩展到了全国，通过我们举办的经济学年会，通过我们搞的中国经济教育科研网，通过我们办的学术刊物，通过我们举办的师资培训，也通过我们出的译丛和教科书，这样，我们更加全面地实现着我们的追求和使命。

　　我们在很多领域引进了大量国外优秀和成熟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教学课程设置，现在很多学校也跟着学了；我们引进的机制，包括我们的教师聘用制度，竞争制度，现在北大的人事改革实际上我们早就实行了。而且也做了像中国经济学年会这样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已经共同主办了6届年会，让国外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识了中国，也让中国经济学家了解了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成果。

　　《商务周刊》：CCER在各个层面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为国家经济决策部门做了大量的政策研究。在做这些重大工作时，你们如何把握决策建议的建设性？与其他类似的政策建议机构相比，CCER的特点在哪里？

　　海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独立。和别的研究机构特别是政府的研究机构相比，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独立。我们提的很多分析和研究，是不会受某一个利益部门的影响。

　　这个独立的特点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我们机构上的独立，我们不是别的政府机构的下属单位，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从属于任何的政府机构，所以我们能够独立地作出我们的研究，而不受政府部门领导意志的影响；第二个我们学术独立，特别是我们这些博士在国外训练以后，更多地是把学术研究、政策建议和政府的实际操作这三块分开的。

　　在学术研究的时候是先不考虑政策的，然后通过学术研究再提出政策涵义。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学术研究应该完全遵照一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然后我们再来设计政策建议，分析这个问题为什么和怎么样，什么样的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通过这个研究，特别是研究其中很大一部分实践，才能提出建议。

　　至于实际操作，我们还要考虑具体操作措施和方法及社会影响等等。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之处，我们希望我们所体现的价值是建设性和前瞻性的。

　　《商务周刊》：CCER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也给人印象深刻，所谓比较传递理念、思想智慧和知识，您如何评价你们的这些努力？

　　海闻：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绝非易事，我们不仅需要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教训，而且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还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

　　市场经济虽然对我们这个共和国来说是全新的，但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市场经济的理论亦在不断发展完善，并形成了一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许多经济学名著出于西方学者之手，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他们归纳出来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行为，这些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要想迅速稳定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先进经济学理论与知识。我想这足以说明我们这些年为什么对国际学术交流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