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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刘伟 蔡志洲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了种种生动性和复杂性。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趋势，与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及我们的传统经验明显相悖，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思索，为什么这些理论和经验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
200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加速，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但在这一轮增长中，统计数字反映出了明显的矛盾：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这么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高达26.7%，2004年第一季度更是高达43%，2004年上半年的增幅虽然回落到28.6%，仍然高于上年全年的水平，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 。但物价总水平却刚刚摆脱负值，仅为3%左右；其次，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2003年达到9.1%，2004年上半年更是达到9.7%，但失业率却是居高不下，城市公开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和下岗未再就业）已超过9%，显著超出通常所说的失业警戒线（7%）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资料（如钢材、水泥等）需求高涨，导致电力、煤炭、铁路运力等全面供应紧张，但与此同时，工商企业的存货并无显著下降，市场总需求并无显著活跃，相反，近70%的商品在市场上仍是供过于求 。我们曾在一系列报告中，研究这一轮宏观经济运行中表现出的这种特殊性。在本文中，我们想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考察中国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的什么？从目前情况看，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即时目标，主要还是经济增长，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从长期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长远或战略目标，是以GDP或人均GDP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经济增长作为具体指标。党的12大和16大，我们两次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都是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从即期的宏观经济监测、分析和调控中，GDP的各个组成部分（尤其是按支出法表现各个组成部分，如投资、消费、价格、进出口），成为宏观经济分析最重要的依据。这也就是说，在考虑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取向是向经济增长倾斜的。
经济增长并没有错，但它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包含的内容要比经济增长广泛得多，除了考虑经济增长之外，还要考虑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分配等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还要考虑环境、资源、教育等社会和人文发展方面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些子目标和总目标之间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在各类国际比较 中总是排名在前的道理。但从一个较短的时间看，总目标和子目标之间可能是存在矛盾的，因为资源有限，不可能各个子目标都同步地获得发展，这时候，一个经济(国家或者地区)宏观经济政策及调控目标就会有所侧重、有所倾斜。
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看，在大多数时期，中国都是世界是最为强大的中央帝国。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于1989年5月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巨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书中指出，直到乾隆时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但是由于闭关锁国，使中国脱离了现代科学和文明 。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落后和挨打的历史，因此，振兴中华成了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神圣的奋斗目标。这也是建国以后，中国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方面不断提出高目标的重要原因 。但由于当时体制、方法和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原因，这种赶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开始真正走上了高速和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从整体实力上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从人均水平上看还需要努力)。这说明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以经济增长为前导带动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是正确的。
出于“赶超”的目的，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值统计就已经成为监测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传统体制下，计划经济就要求各个地区（县）向上逐级报送工农业总产值。现在，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化成了市场经济，国民收入统计上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也转化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在经济发展上的成果还是主要还是通过产值统计来体现，只不过把不太科学的工农业总产值换成了国际通用的GDP。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地方的统计部门都会公布GDP、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等增长数据，它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标志。
但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地方是经常是不计算GDP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一个经济的总流量的计量。而由于地区经济的开放性，这种计量经常会遇到困难。例如，用支出法计算的GDP，被大多数国家作为GDP统计的基本流量或者是比较标准，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计算GDP时，如何估计各个地区的进出口（包括对国外和国内其它地区的进出口），因为不像计算国家GDP时那样有海关统计的数据，就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偏差。在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的职责看，地方政府或者是说那些政治家们更关注的主要还不是那些增长数据，而是就业和公共财政的数据，因为选民更关心这些和自身利益密切相联系的话题。这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有了分工，中央政府注重宏观调控并且能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影响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等宏观方面的发展趋势；地方政府主要关心的应该是当地人民福利(就业、收入、居住、教育、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但在中国，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由于经济发展价值取向的历史继承性，过分强调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例如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经济，发展各种形式的开发区，在征地过程中不惜损害甚至是坑害当地农民的利益。除了少部分官员腐败的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地方政府追求当地较快的经济增长，以至于影响当地人民的福利。经济增长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福利，你在损害人民福利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增长还有意义吗？这个人民政府还是在为人民服务吗？但是它不在为人民服务，又没有个人的贪污腐败行为，还在辛辛苦苦地忙碌，它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说明，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的周期和反周期力量 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的变化却是滞后的。例如，各地都计算GDP及经济增长率，但是对于失业率的统计、分析及对策却往往是滞后、不完全 甚至是忽略的。这一点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影响。如果说，中国的各个地区也像西方国家的一些地区一样，对地方官员的考察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就业情况及居民福利（竞选州长时首先要提出如何改善就业），那么，在我们的许多地区，政府就会更加重视更能够容纳劳动力的那些产业（而这正是人口众多的中国所更加需要的），那些排斥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得可能就不会像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那么快。在经济增长中，居民的消费可能就会增长得好一点，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就不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增幅和波动。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就业上实行的是铁饭碗的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开始显现。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就业和失业问题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一般性在于，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随着经济市场化带来的劳动力流动，中国必须不断地解决结构性失业、磨擦性失业问题；特殊性在于，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转入城市，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几乎是无限的，这就为城市的就业造成重大压力。因此，中国在改善居民福利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然后才是收入的提高及合理分配问题。就业当然离不开经济增长，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所能够容纳的劳动力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新的形势下考虑经济发展时，除了考虑保持高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之外，我们的政策有必要适当向就业政策方面倾斜。劳动力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要素，它是由经济活动人口形成的，而经济活动人口的就业，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注意的。
就业和经济增长本来是经济发展中两个紧密联系着的方面。一般地说，经济复苏和繁荣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改善就业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并进而导致市场消费增加，物价水平上扬；反之，经济衰退将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失业和减少居民收入并进而导致消费需求减少和通货紧缩。因此，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失业的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刺激其实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刺激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扩大就业，遏制过热就意味着增加失业。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的反周期调控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来解决充分就业的问题。但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有共同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步关系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甚至有可能出现二者不相关的情况，也就是说，出现就业和经济周期不相关的局面。例如，随着经济周期向繁荣发展，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看好，他们会增加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某种政策的背景下，这种投资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于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这时，经济增长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能没有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没有增加或者增加很少，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导致消费市场疲软，这种经济增长对居民的经济福利改善有限，当然不容易持久。这种倾向在中国已在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予以就业以更多的关注。从某个局部看，可能会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全局和长远看，这种调整可能更有待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那么，这样一来，会不会造成一种局面，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过度发展影响到中国的科技进步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呢？不会这样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利益趋动自然会引导企业选择适合于他们的密集方式，那将会是一个自然的市场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