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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搜狐财经独家发起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已经成为一场波及整个中国理论界与传媒界的学术大交流。搜狐财经观察到，此次大讨论中各方学者关于产权改革的“非自觉”共识正在日渐清晰，国企产权改革的大智慧正在凝聚成形。近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向搜狐财经发来独家文章，发表其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真知灼见。以下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葛守昆发来的独家文章，题目系搜狐财经编辑所加。
围绕国企产权改革的大讨论可谓是沸沸扬扬，热闹非凡。这反映了社会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关心。但是我不无担心的感到，有的学者害怕产权改革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骨子里是害怕产权改革导致私有化，因此干脆提出国企产权改革叫停。我以为，国企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大，许多问题需要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是一些长期束缚改革的深层次的、带“左”的意识形态特性的问题，更是不能回避，否则国企产权的改革可能改来改去，都改不到点子上。
一、所有制问题作为改革的基本问题，无可回避多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是羞羞答答、模棱两可，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的思想束缚。具体表现在：
1、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作为中心环节的国企改革基本上限定在国有制“不越雷池半步”的框架内进行。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所有制变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变了。
2、后来提出产权制度改革，但害怕涉及所有制问题，弄得产权问题不明不白。在西方制度经济学中，产权好象指的是，在肯定私有制已经明确的前提下，讲拥有所有权的所有者行为权问题。就是所有者不能借口所有权损害别人的利益，如火车行驶对农场主庄稼的影响，就要明确火车的主人有无这个产权，有了，要明确界定；没有，就要作出利益上补偿或赔偿。而我们的产权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所有权问题，似乎讲的是经营权问题，讲的是所有权与经营关系没有理顺下的分离，是谁拥有明晰的经营权。
3、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的战略性改组问题，有相当的突破，是一大进步，但在实践中，许多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该退的并不到位，就拿国有上市企业来说，基本上处于国有控股的状态，国家仍然是大股东，结果老问题继续存在，新问题接踵而至。国家是大老板，怎么可能将政企分开，所有者代表的主体不明确，责任不明确，又如何有明晰的产权？中国股市为什么近几年一蹶不振、每况愈下？为什么国有资产没人代表，股民利益受到损害？深层次的原因在哪？我认为就是所有制问题没搞清楚，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主体，那些拿着国有资本却不心疼、挖空心思掏股民口袋的证券公司、基金机构以及上市公司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国有资产的损失没有切肤之痛，只能造成一方面国有资产流失，一方面股民的投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及其所有权是生产和交换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连所有制都搞不清楚，也不愿去搞清楚，就不可能有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属性？
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人们灵魂深处最担心的，是根深蒂固的对私有化的恐惧，骨子里害怕私有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性质。迄今为止，学术界都没有认真回答这个敏感性的一直困扰人们但又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认为，国有企业连非国有化都是不可能的，在一些垄断领域、重要行业，国有是必须的。而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是全盘的概念。可是对于那些需要非国有甚至私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就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要真正搞清楚马克思关于所有制性质的重要思想，彻底地从教条主义束缚中摆脱出来。
所有制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并不是 “公”和“私”的截然对立，而是所有制主体的属性。关于所有制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结尾，有一段著名的话，许多学者耳熟能详，他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长期以来，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在内，人们基本上都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东西，因此对个人所有制的理解始终找不到真谛所在。不过，如果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是先入为主地主观臆断，“个人所有制”就很容易被理解为是所有制主体即所有者属性的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这里主要讲的是，原来劳动者自己劳动拥有生产资料的，后来被资本家所剥夺，变为资本家所有制，而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则是重新恢复劳动者所有制。这里并不存在对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否定。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既非是私有制，也非是公有制，就是劳动者所有制。劳动者所有制，才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最最基本、最最本质的规定，也是最高层次的抽象。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根据马克思的思想，也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是私有制，而是非劳动者的资本家所有制。马克思明确指出，私有制有不同的私有制，私有制的性质要“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同上，第833页）。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13页）。完全可以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了。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共同占有（即公有制）的“个人所有制”，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就是生产资料极其丰富、极大涌流，完全不是稀缺的资源。可是今天不要说发展中的中国，就是最发达的美国，也没有达到马克思设想的程度，而且有着很大的距离。请问，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抱着教条主义的结论来生搬硬套现实吗？我们今天在劳动者所有制的基础上，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宜公则公，宜私则私。必须明确，要不要私有化是一回事，私有制是什么性质是另一回事。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小平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探索的进程仍然要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我们多年来总是抱有一种理想化的带空想色彩的“公有制情结”，以为公有制可以保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以为政府总是能够代表人民拥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可以保证有较多的平等和效率。但实践证明，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有些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由于找不到真正的所有者代表，没有人对公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也没有人真正代表国家的利益和全民的利益，实际拥有国有资产支配权和决策权的个人，追求的是并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也有少数经理人例外，但没有制度保证）。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在许多国有企业，尽管国家所有制在表面上、名义上没有变化，但国有资产的流失一直在悄悄地隐蔽进行， “烂苹果”“冰棍”现象相当严重，这样的国有制、公有制也就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实际的资本支配权掌握在以权谋私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年中，这样的所有制不是真正的国有制、公有制，而是极端的私有制。是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私有制，连一般的私有制都不如。这样的“私有制”才是可怕的私有制、危险的私有制。所以，人们没有必要害怕国有资产向非国有方面的变化。那种过时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必须彻底打破。
三、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定位
由于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含糊不清，多年来实践中的国企改革目标也不明确。撇开实际经济工作部门不谈，在经济学界，一提到国有企业（是指现有国有企业，非改革完成形态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基本上没有争议，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问题是现存的国有企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类型，有垄断性的，有竞争性的，有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也有生产非公共产品、提供非公共服务的，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怎么可能按照一个目标模式都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甚至走股份上市的道路？对“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能做到产权明晰、政企分开吗？我认为，由于这类企业少之又少，不仅要国有、而且要国营，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一套进行要求，这类企业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全民利益，具有政策性的特点，就是带有准政府的性质，国有企业的领导就相当于准政府官员。对这类企业，应该按一套非市场性要求的办法管理，不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这类企业以外的现国有企业，则属于退的范畴，要逐步非国有化，必须“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样，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保留相当少数必须继续国有（甚至还要国营）的企业，大多数则改革成为非国有企业。否则，国有企业改革就没有明确的方向，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中东闯西碰，要摸着石头到哪一天才能过河？
四、如何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公正性？
现在国人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害怕国有资产在改革中大量流失，特别是流失到个人腰包。我认为这种担心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必要的。国企改革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不是缺少经验产生失误，而是有些人打着改革的幌子，设租寻租、官商勾结，制造“一夜暴富”。当然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将帐面资产作为企业的价格，如果低于帐面资产，就认为有流失，就反对改革。严格意义上讲，对于那些需要进行非国有化改革的国有企业，其价格是由一定市场环境下所形成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且在预先作价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企业原来的负担以及继续承担的责任，比如原先债务、职工的安置等。在工作上，总的是要坚持“三公”的原则，即公开、公正、公平。第一，要确定真正的所有者代表。这在国有产权改革中至关重要。谁是所有者代表，这个主体必须明确，责任也要清楚，不能到最后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人。第二，要有尽可能多的竞争者，便于市场价格的形成。特别要防止人为的垄断，把有些竞争者排除在外。即使是“一对一”的交易，也要遵循必要的程序，不允许暗箱作业。第三，建立对参与国企改革当事人的监督机制。任何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不能充斥着无责任现象，人为设计一些漏洞瞒天过海，把故意造成的失误当作是交学费，把改革看作是“免费的午餐”。事前，对某一个国企改革要有认真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尽可能周到地考虑一些容易出现的漏洞，并有防范的措施；过程之中，要严格遵守必要的程序进行操作，防止改革走形式、走过场；事后，要经得起严格的检查，强调每个人特别是具有一定地位的人，必须勇敢地承担改革的责任，要经得住改革的考验。对在改革中以权谋私的行为，不仅不搞下不为例，而且要严肃查办。除了将不义之财吐出来，还要严加惩罚。这绝不是对国企改革过于苛刻，让改革高不可攀，而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保证改革不走样，使一些有特殊权力的人无漏洞可钻。我还认为，只要做到了改革的公正性，国有资产哪怕是零价格出售，都不能说成是流失。我们既要防止借口资产流失阻碍改革，也要反对借口改革以权谋私。改不改必须肯定，如何改必须慎重。（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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