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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怎么才能建立这样的信任机制？
张：只有考虑未来的人才会讲信誉，我多少文章都在讲这个问题。历史的变革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我们原本想象改革5年就能完成，结果呢？
一篇评价北大改革的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北大改革中最令人担忧的是暴露出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精英普遍存在的思维能力的孱弱，精神视野的偏狭，人文悟性的欠缺，道德意识的淡漠，
甚至精神和心灵世界的萎琐。在北大人事改革引发的讨论中，人们更愿意作出超越表象的解读。
记者：北大人事改革从去年6月始至今已一年有余，但目前有传言说处于搁浅状态，是否属实？最后第三稿的改革方案与初本相较，改动大么？
张维迎：没有搁浅，今年三月已经开始实施了。方案第一稿的基本精神没有变，我打个比方，这个方案中有“承重墙”，也有“隔离板”，变化的只是隔离板。而承重墙的内容包括两条，一是不留本院系的毕业生，二是“不升及走”聘任制度。我担心的不是方案本身，在任何改革中，方案充其量只是成功的一半，更重要的是执行中的心态、气势，如果仅仅只有方案而没有改革的精神，是很让人担忧的，但如果有了这两点，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现在做到第一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否能真正做到第二条，我不敢保证。改革不能太心急，制度变化一定是一个过程。从这个方案本身来说，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休克疗法。
记者：依你所见，要看到成效大致需要多长时间？
张：我估计，以光华管理学院的经验，大概三到五年吧。但我想到最后可能每个院系的情况都不会一样，这要看院系的领导是否具有改革精神，理念，有使命感做好这个学院。
记者：据说，这次推进改革让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张：我没有付出什么代价，更谈不上什么沉重。
记者：比如说去年12月的党委落选。
张：哦，那次是，三十三个候选人，得票数我最低。
记者：是不是这样的结果，也你是有所预料的？
张：在其位，谋其政吧，我当然希望大家都支持，但有些东西不好说。其实我做任何事情都凭着一种理念，我每天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社会需要大学干什么？大学需要教授干什么？这里有我没我有什么差异？如果没差别，说明我们没有达到目标，应该感到惭愧。这是一种核心价值观，也是我做事情的一个简单出发点。
记者：许多高校都效仿北大人事改革中的部分内容，但却引起北大校内一些中教师的严重反弹，质疑方案的合理性，因此在方案的两次修改稿中有浓重的妥协意味，比如说取消了学科末位淘汰等措施？
张：没有砍掉，只是未来能否执行下去是个问题，方案从整个文本上来说，精神没有改变，只是一些刺眼的指标作了微调，稍微柔和了一些。其实事情过了一年多， 我都快忘了，我相信改革对一些水平相对低的人是一种威胁，但对于高水平的人来说应该是一种激励。
记者：当时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为什么？
张：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会遭人骂的，但是我不在乎。我想每一个真正的学者都会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但是有时候你所坚持的东西，并不会完全让人理解，所以会有些理性的批评，也会有感性的谩骂，但仔细想想也就没什么了，偶然被骂一次你会生气，但被人骂多了也就不生气了，因为这是人家的权利。
记者：当时北大的学生以及校党委分别持什么态度？现如今呢？
张：改革是校领导的决策，我只是提出建议并负责一点具体工作而已。至于学生，至少我的学生是很支持的，这并不是因为个人感情的缘故，而是他们一直跟着我，理解我的理念，而且，他们一进校我就跟他们说过不要抱希望于留校。从人的本性来说，大部分改革一开始总是不受欢迎的，一是因为改革给大家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许多人是不愿意冒风险的；二是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利益的调整。由于这样的两个原因，所以大家有很本能的抗拒心理。至于现在，我就不好说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管这个事情了，我自己的工作已经划了句号。但是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因为这对中国的教育、中国社会的进步太重要了。
记者：那你为什么倡导变革，你也应该具备这种本性啊？
张：我刚才讲过了，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禀着自己的理念，说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干自己认为必须干的事情。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通过我们的知识创造，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提高。那我们就问：现有的教师队伍是否能完成这个使命？几年前，我们觉得不能，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幅度改革，引进人才。经过几年的努力，才有了光华管理学院今天在国内外的地位。是否有地位，是否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就看你是否为社会带来价值。大学是座庙，我们必须关注庙里的和尚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否真心信佛，是否真正懂经，是否有修行。我一直觉得大学是很神圣的，这是由他的使命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