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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注定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影片。
2003年4月，《十面埋伏》摄制组一百多号人即将启程赴乌克兰开机，“非典”突袭北京，开机时间被迫一拖4个多月，直到9月初最终成行。然后是张艺谋倾心种植的“视觉花海”变成了萋萋荒草；然后是男主角金城武受伤，女主角梅艳芳逝世；然后是乌克兰的冬天提前到来……《十面埋伏》的拍摄进程几次被迫中断，2004年1月，张艺谋在空前的精神压力下撑完最后一个镜头。
2004年7月10日，张伟平投资2000万元的《十面埋伏》首映式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演出当天，一场北京市十年未遇的暴雨突然降临，市政设施几乎瘫痪。但为了一睹传说中的超豪华庆典，所有上万观众依然准时赶到，头顶瓢泼大雨，下坐冰凉板凳，为盛大而精彩的晚会激情呐喊，群情激昂。同样在暴雨中激动不已的张伟平，“从现场的热度里触摸到了票房的温度”。
一个月后，当记者来到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采访时，放映18天的《十面埋伏》国内票房已达1．5亿元，海外版权收入2亿元。董事长张伟平告诉我们，这一票房成绩是在遭遇盗版和媒体普遍负面报道的“埋伏”后取得的。
据国家电影总局公布的统计数字，稍早于《十面埋伏》在国内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后天》和《特洛伊》，票房收入分别为7000万元和5000万元；而在2004年上半年国产影片票房排行榜上，前50位国产影片的票房总和为1．08亿元，不敌《十面埋伏》18天的收入。
平凡的数字背后有着不平凡的故事——一个商人和一个艺术家，是以怎样的方式携手同行，实现了“中国电影产业化振兴的一次经典跨越”？
女人和友谊
1977年，19岁的张伟平从沈阳来到北京，顶替去世的母亲进入北京第四人民医院，做了一名药剂师。
药剂师一做就是10年。此后外资企业蜂拥进入中国，张伟平跳槽至西门子公司北京代表处，任商务部经理。随后他娶妻生子，呼朋唤友。与生俱来的豪放性格，令其在诸多领域人脉广泛，信息通达。
信息通达的人常常感到很痛苦，因为眼看着“海”里漂着浮财，而自己却天天在岸边喝酒。1990年张伟平终于顶不住了，他拿出因外企高薪所得的积蓄十几万，与两位朋友合资40万，扑通“下海”成立公司，做房地产。
这是一段亏钱比赚钱还难的岁月。张伟平告诉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中国的房地产都是草寇式操作，同时绝对暴利：首先拿土地不要现金，你有一个计划书，完成一个审批手续，你的地就可以批下来；拿到土地使用证后，就可以请设计师，设计师的钱也是秋后结账；图纸一画出来，你再盖一个样板间，就可以卖楼花收钱了。”
资金像滚雪球一样滚了起来，此后张伟平还投资了诸如航空食品、医药代理一类的企业，也是不声不响稳稳当当。1993年，有钱人张伟平开始想为自己置办一点固定资产，于是拉着一个贴心贴肺的“哥们儿”陪同，来到正在卖楼花的北京阳光广场样板间看房。“哥们儿”溜达来溜达去地摇头：真正的房子肯定修不到样板间这样好，细节做不到。张伟平没顾上他的提醒，而是忙前忙后地排队交定金——瞧这盛况，说不定一个星期后就得涨价。房子买了下来，3年后，它成了两人共同的公司所在地。
这“哥们儿”就是张艺谋——当时已经因《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电影红透全世界的大陆导演。此时距他们的相识，已经4年时间。
10年后张伟平就在他买下的房子里，给记者回忆他和张艺谋是如何因女人而相识的：
那是1989年吧，那时候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电影盲，在外企工作的太太却是电影迷，《红高粱》全国播映后她就成了巩俐的影迷。有娱乐圈的朋友举行家庭ＰＡＲＴＹ邀请我们参加，同时还说邀请了国内一大帮明星、导演什么的，其中包括张艺谋和巩俐。
我对电影没兴趣，不想去；据说艺谋不爱凑热闹，当时也不想去。后来我是陪太太去了，他是陪巩俐去了。两个大男人在场合上都沉默寡言，显得很不入流。吃完饭后，艺谋要提前告辞，我正好无聊就开车送他，奇怪的是我们在车上却聊得十分投机。10天之后，巩俐打来电话，请我和太太到他们家打麻将。
交往就此开始。女人拉家常，男人侃社会，“性格脾气秉性，做人做事，一聊起来就发现在一个平台上”。张艺谋话少，张伟平话多；张艺谋常有艺术家的偏执和激情，张伟平常拿些世俗生活的常态来调剂；张、巩二人在生活上都呈“白痴”状，而且行踪不定，于是在北京一有什么问题就赶紧找“伟哥”（巩俐对张伟平的称呼）。而“伟哥”总是热心热肠神通广大，让人信任和放心。
这为他们此后关于电影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但仅有这样的基础显然并不够。多年来中国电影圈呈现的生态是，制片人和导演没有合作之前是朋友；但合作之后出现矛盾甚至成为“仇敌”的，达90％以上。导演是花钱的，制片人是给钱的；花钱的总是希望花得越多越好，给钱的希望给得越少越好——天生的角色矛盾，一个心态和细节处理不好，擦枪走火就在所难免，整部电影甚至整个公司就会砸锅。
所以更重要的是，从1989年到1995年，张伟平和张艺谋长达6年的纯粹友谊，令彼此将对方看得非常清楚——从人格上，利益上和做人做事的方式上。于是1995年至今近10年的时间，张伟平和张艺谋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界合作时间最长，最令人眼红的“黄金拍档”。
而合作的缘起却是张艺谋的“情变”。1995年，张艺谋和巩俐拍完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后，巩俐突然提出分手，并很快下嫁香港商人黄和祥。张、巩之变引起业界大哗，因为多年来张艺谋所致力打造的就是巩俐的品牌，品牌就是票房焦点。票房焦点消失了，张艺谋的电影还有市场吗？
果然，海外投资商迅速对新筹拍的《有话好好说》2600万元的投资提出异议，准备只给1000万了。张艺谋经过痛苦思考，断然和投资商解除合作协议。
此时张伟平已经是北京小有实力的房地产商，看见“老哥们儿”受委屈，拍案而起：“我投这部电影！”
张艺谋听见这个从不看电影的人说这话，吃了一惊，说：“这事你行吗？再考虑考虑吧！”
“不用考虑，我帮你。”
“那，我给你剧本看看？”
“不用，你是专家，你认为行就投。”
半个月后，张伟平说服合作伙伴，停掉一个房地产项目，将2600万元现金划到了《有话好好说》的名下。
品牌张艺谋
有钱开工顺风顺水。几个月过去，电影快拍完了，张艺谋找到张伟平：“下一步怎么办？”张伟平云里雾里：“什么下一步？资金不都到位了吗？”张艺谋大急：“电影拍完了还要发行啊！不卖出去怎么收回投资？”张伟平一拍脑袋：哦，还要发行！
《有话好好说》的发行就这样“脚踩西瓜皮”仓促一溜，毫无章法套路地开始了。尚幸张艺谋在海外市场威名赫赫，很快欧洲最大的电影公司法国高蒙的副总裁亲自飞到北京，约张伟平及太太吃饭兼谈判。
谈判很顺利，合同都几乎要敲定了；然而吃饭吃得很憋气，法国人“舍我其谁”的傲慢令张伟平食不下咽，最后终于拂袖而去。第二天，张伟平甩手就把海内外发行权给了国内一家刚刚成立的影视公司。
这家影视公司在支付了800万元国内版权费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因为海外市场对他们而言鞭长莫及，始终做不进去，最后时机又被耽误了。张伟平投资回收还差一大半，此刻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却不禁踌躇起来。
根据合同，张伟平一起诉，就能拿回自己所有的投资，甚至还能赢利。然而官司一打，“张艺谋离开巩俐后的第一部电影做砸了，海外没卖出去”的新闻，一夜之间就会挤爆娱乐媒体的头条。如此一来，帮朋友岂不成了害朋友？
这当然不是张伟平的风格。他撕掉了合同和起诉书，把电影拷贝搬回家，“挂起来自己慢慢欣赏”，并私下里认为自己功德圆满了。
然而一部电影亏掉朋友1000多万，张艺谋心中的歉疚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谁还会在这个时候给他投资呢？张伟平一看这阵势，那不是自己还得做下去吗？如果此事成为一个长期行为，那就得好好思考一下怎么去做了。
1996年岁末，张伟平约张艺谋在北京民族饭店谈下一步计划。等待的时间，张伟平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看到有人写关于巩俐的文章：“……钻戒珠宝因为戴在巩俐身上而幸福发抖，宝马香车因为亲近了巩俐的肌肤而欲入博物馆。”当时巩俐之红，堪称红遍全球。然而巩俐越红，离开巩俐后的张艺谋就越不顺。张伟平突然福至心灵——我们不应该再去创某某明星的品牌了，而应该创“张艺谋”三个字的品牌。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张艺谋才是电影的灵魂，演员只是亮点；凡张艺谋的电影，离开了谁都可以，用谁演都能成功！
这一年，张伟平投资1000万元注册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自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新画面影业公司宣布一年里同时投拍两部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两部电影都决定一个明星不用。
张艺谋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挑了一个叫章子怡的学生——唯一的表演经历就是拍了一个“京酒”的广告，而且只露了半个脸——做《我的父亲母亲》的女主角；然后去遥远的农村，选来一个完全没有表演经历的魏敏芝，做《一个都不能少》的女主角。
结果两部电影都拍出了“让人心灵震撼”的效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魏敏芝甚至一举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表演奖。市场效果也很好，新画面公司因此拿回了前一部电影亏掉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部片子，‘导演是电影的灵魂’才开始被业界公认，张艺谋的品牌才真正得以奠定。”有媒体如此评论道。
这两部片子的合作令张伟平对张艺谋有了新的认识：“他是一个完全为电影而活的人，我越来越相信他对电影的感觉和才能，国内无人可比。于是我给新画面影业公司定了一个新的使命——完全为张艺谋的电影而存在。”
合作由此进一步定型。在包括司机、秘书在内一共只有16个人的新画面公司，张艺谋具有极大的决定权，比如影片投资额大小、演员阵容的组成等等，并对每一部电影的收益拥有提成。而除导演以外的所有事情，都归张伟平打理，他甚至把两个人的分工比喻为“一个是种萝卜的，一个是卖萝卜的”。
然而“种萝卜”和“卖萝卜”的关系一直维持了近10年，张伟平认为其核心还不仅在于外在的合作结构，更在于内在的绝对信任：“艺谋是一个有强烈敬业精神和道德责任感的人，而他也会相信我是这样的人。比如在拍摄《一个都不能少》的时候，整个摄制组吃住行全部在山区，没有发票，只有白条。十几箱的白条，好比一个良心账，如果不是双方绝对的信任，稍微有一点怀疑，你看着这些白条就会像看着一堆问题。”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渐渐二人从观念上也开始相互影响。比如张伟平常向张艺谋喋喋不休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做电影你一定要跟政府合作，要去发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需求；你不能觉得你是多大的艺术家，是世界级的电影大师，就可以不顾中国的国情；美国不也有电影审查制度吗？他们宣扬的，不也是一种美国精神吗？张艺谋慢慢点头，并逐渐从一种压抑、扭曲的文化心理状态，过渡到今天明亮、舒展、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来。
而张伟平说：“少一些商人味儿，多一些人性味儿，少一些做作，多一些本色，是我从张艺谋身上学到的人生最大的财富。”
从文艺片到商业片
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各种圈内外加身的荣誉，掩盖不了一部部影片票房低迷的尴尬。
以艺术家自居的导演们一方面依赖商业，一方面又反感商业；一方面四处寻找投资，一方面又拿了钱就拍一个少数“精英”才看得懂的“高雅艺术”。于是投资商纷纷破产，电影院越来越冷清，导演们越来越清闲。常在海外奔走的张艺谋认识到，如何从“小众电影”向“主流电影”转型，是中国演艺界在新世纪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转型则必然遭遇阵痛。2000年新画面公司投拍的主流电影《幸福时光》，盘点下来又赔了钱。
当然转型也需要机遇。2001年美国导演李安执导电影《卧虎藏龙》，全球票房大获成功，并一举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这让张艺谋看到了中国古典武侠片经过商业包装后的巨大魅力。
《卧虎藏龙》的制片人之一江志强是张艺谋的朋友。张伟平、张艺谋、江志强匆匆聚在北京一合计，决定复制《卧虎藏龙》的成功模式，打造一部地地道道国产的商业武侠片——《英雄》。这也是张艺谋从主观意识上，第一次以“纯商业片”定位自己执导的电影。
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充满风险故而需要绝对自信的事情。它首先需要重新疏导自己的观念：商业片是什么？不是叫好不叫座，而是必须叫座，哪怕叫好的声音微弱一点；那么什么样的电影才会叫座？全世界只有一个标准——好看，而且是让最大范围的观众，从5岁的孩子到80岁的老人都觉得好看；那么又怎样才能好看？好莱坞的经验告诉他们，必须是大投资、大制作、明星阵容、视觉冲击……
其次从每一个操作的环节都要贯穿商业意识。比如投资如何降低风险？国外成熟的商业片操作手法就是融资：自己投一部分，绝大部分是国外的风险投资，而且剧本都要让国外投资银行认可。如此一来，《英雄》的投资额度在得到30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后，飙升到2．9亿元人民币——尽管还不到好莱坞大片的1／5，但已是中国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投入。
又比如如何判断市场重心？《卧虎藏龙》全球票房达十几亿人民币，然而大陆由于盗版猖獗，票房并不理想。可以想象，《英雄》的主要收入还是在海外市场。那么该片在“生产”过程中，就必须较多地顾及欧美观众的欣赏习惯。
而商业片成功与否还有一个最根本的环节，就是营销。电影如何营销？尤其是在中国如何营销电影？这是张伟平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根据协议，海外市场的营销和收益，都由江志强代表风险投资方操控，国内票房才是新画面公司盈亏的关键。
要营销就必须先了解市场现状。2002年底，《英雄》拍摄完成，张伟平在新画面公司60个平方的小会议室连续开会，向有关人员分析收益渠道和市场现状，主要观点概要如下：
——国内市场收益主要有三个方面：1、总票房的40％归新画面公司；2、贴片广告；3、出售音像版权。
——问题也有三方面：首先电影作为非必须消费品，观众的关注率越来越小，大家的娱乐方式太多了，不容易兴奋了。其次国产电影的炒作方式太千篇一律，不是主要演员的花边新闻或丑闻，就是导演带着一帮明星走四方——大家见多了，不当回事了。最后是盗版凶猛。在西方，人们会认为周末的时候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是一种享受；而在中国，人们习惯去租盗版碟，躺在自家沙发上廉价地把这事给办了。
——那么营销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一手段要新鲜，要能真正引起观众的关注；第二防盗版要不遗余力。
防盗版的事说来就来。由于参评奥斯卡奖的需要，《英雄》选择在深圳进行为期一周的公映。张伟平挑选了深圳一家刚建成尚未营业的影院，将放映厅里的天花板全部挑掉，以防止偷拍行为；同时每一位进场的观众，必须接受像飞机安检一样的程序。
盗版被彻底地遏制了，黑市上《英雄》的音像版权由此被炒到500万元——而此前中国电影音像版权最多也只卖到过30万元。这种形势下张伟平再生一计：全世界没有一部电影是在公映之前出售音像版权的，而我们的策略是不仅要卖，而且要拍卖，起拍价500万元。
拍卖场不是谈判桌，拍卖场是赌场。全国的音像发行商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一较劲，《英雄》拍出了1780万元的天价。媒体一阵爆炒，张伟平借势造势，斥资130万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规模空前的首映式，中外500多家媒体应邀出席。
随后张艺谋率领明星阵容的全国推广活动，张伟平也予以别出心裁的包装。他租用比尔·盖茨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坐过两驾公务机巡回各大城市。“这两架飞机每到一处，都成为当地媒体的报道焦点”。
张伟平出奇制胜的造势效果和张艺谋第一部武侠片的神秘号召，形成了具有强烈冲击力的组合。至2003年底，新画面在大陆市场不足3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获得了1．3亿的回报（其中2．5亿总票房的40％为新画面所得，贴片广告2000万元，音像版权1780万元）。而海外市场仅北美一地的版权就卖出2500万美元，票房突破1亿美元。
一个更加令张伟平和张艺谋开心的数字是，2003年国内所有上百部电影的总票房为5亿元，《英雄》一部就占了半壁江山。
看《十面埋伏》去吗？
2002年12月31日傍晚，张艺谋和几个助手走出电影工作室。助手们要回家过年，张艺谋要找地方吃饭。
“导演晚上怎么过？”助手们离去之前问他。
“我在大街上舞剑！”刚刚拍完《英雄》，正在构思《十面埋伏》的张艺谋，满脑子刀光剑影，满眼都是江湖情仇。
“导演真可怜，一个人过年。”
导演不认为自己可怜，他开车去了编剧王斌家，和王斌、李冯在街边吃了63块钱的“大餐”，又回到王家侃剧本。半夜4点，一个“革命性的细节”诞生了，张艺谋眉飞色舞甚至手舞足蹈：“飞刀门的大姐对小妹说，千百年来，江湖都是男人的江湖；现在，我要让它成为我们的江湖……大姐将是整部影片的灵魂人物，这个角色非梅艳芳莫属。”
可惜梅艳芳最终没能如张艺谋所愿，她在约定赶赴剧组的前夕去世。2004年1月，张艺谋千辛万苦一波三折地拍完《十面埋伏》最后一个场景，回到北京对着记录片镜头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不能说我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但可以说我是中国最勤奋的导演。”
“中国最勤奋导演”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英雄》是如此的成功，但观众又是如此的目光炯炯，因此张艺谋绝不能有和别人相同的破绽。
比张艺谋压力更大的是张伟平。由于《英雄》的票房神话，使得新画面公司有实力承担了大部分《十面埋伏》的投资。“但《英雄》的标竿在那儿，你得超越它——从推广模式到市场效果都需要超越。而且试图模仿它的电影很多，没有一个成功的。”张伟平认识到，电影营销是一门高度的需要创新的艺术。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营销创新上，张伟平有着不可思议的、近乎癫狂的想象力。而他的自我评价则是，这些做法，完全来源于对电影市场消费者心理的研究和把握。
《广州日报》曾这样描述张伟平的“《十面埋伏》营销学”：
……第一招的使出是在拍摄期间，招式叫“越神秘越紧盯”，抓住了人们对神秘事物的好奇心理。自进入拍摄状态以来，剧组就对外彻底封锁了消息，不管记者们如何打探也不肯透露半点口风，最后逼得一些记者变成“特工”，将正常的采访变成偷拍。就这样在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状态下，《十面埋伏》成了人们心中最想揭开的谜。
第二招是在戛纳电影节使出的，招式叫“距离美”，《十面埋伏》的首次露面没有选在国内，而是选在了万里之外的戛纳，在全球5000多名记者面前，剧组成员在电影放完之后登台亮相，他们露出的微笑传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远隔万里的国内观众，远远地看见那些魅力无限的微笑和赞美的报道，渴望近距离一睹《十面埋伏》的心情也就格外迫切起来……
然而在张伟平看来，前两招都是“吊胃口”，最后一招才是真正的临门一脚：他决定投资2000万元做一个首映式，让它变成一个“前无古人”的电影文化群众运动。
要让观众参与！
2004年6月，张伟平把张艺谋拉到新画面公司会议室，支起一块大大的演示屏幕；他和从香港、台湾、英国等地赶来的音响师、灯光师、晚会组织专家一道，第一次向张艺谋详细地解释他的首映式方案。张艺谋说：“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没人想过也没人做过的事情。”
2004年7月10日，主会场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首映式，于狂风暴雨中拉开帷幕。这台仅导演组就达200人的超级经典晚会，以张艺谋和《十面埋伏》为中心思想，以20多位国内外一线歌星影星为内容，以最豪华大气的现场形式主义，首先震住了见多识广的北京市民，“那是一场10年来北京市最有现场激情的晚会”。
晚会还在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成都、宁波设立分会场，通过租用卫星向六个分会场同时发送现场直播信号。这又是一个具有极大打击力和空前关注率的做法。
同时张伟平免费将实况转播权授予了全国200多家电视台，由此形成了一次真正的全民推广：根据收视统计，全中国共有7亿人通过电视收看了这场晚会。
《十面埋伏》尚未公映就成了一个文化事件，成了人们街谈巷议、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看《十面埋伏》去吗？”成为那几天中国人的时髦问候语。
一个星期后，《十面埋伏》公映；18天后，国内票房突破1．5亿元。
紧接着盗版蜂拥而来。
紧接着媒体的讨伐声蜂拥而来。
对话张伟平
记者：你和张艺谋自从转拍商业片以来，尤其是《十面埋伏》播映之后，可以说这些天你们是经历了一场“投枪和匕首的战斗”，当然也有“坚决捍卫”的声音。然而看上去你似乎并不在乎这些说法？
张伟平（以下简称张）：不是，我很在乎，但在乎有用吗？媒体一批判，第三天票房就哗哗哗下跌，从远远高于《英雄》到远远低于《英雄》。再创国内票房奇迹的想法不可能了，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张艺谋的电影好不好，是一个人的认识能力的问题，有时候也是一个人的文化习惯和价值观的问题。国外的院线老板没有听见我们的宣传，都是看了片子再买版权，比国内卖得还好。难道他们如此丰富的票房经验，会眼睁睁看着一部烂片下叉？所以今后我们会坚持我们做电影的原则：观众、票房才是硬道理，而不是媒体或某某专家是硬道理。
记者：现在看来人们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从拍摄上，有人认为张艺谋背离了电影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追求；二是从营销上，有人认为你透支了张艺谋的电影信用……
张：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讲一个故事：有一个艺术家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完美的女人”，可是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几乎要疯掉。原来他的爱人要上厕所，而且，天哪，太难以置信了，她居然要拉屎。这就是人们的心态：张艺谋居然这么庸俗这么商业，拍电影竟是为了阿堵物（钱）。可是我要反问的是，没有阿堵物，你艺术得下去吗？我认为张艺谋敢旗帜鲜明地拍商业电影，这恰恰是他长远的艺术责任感，同时还包括他的勇气。
关于透支电影信用，首先这个说法不专业，它根本就不懂市场对于电影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大规模的市场推广方式，大家都看见的，中国电影市场还有救吗？全球都知道，电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表达、文化名片。好莱坞大片一般要拿出总投资的40％以上作为宣传费，它透支了吗？没有，它繁荣了。韩国政府为了抵制好莱坞“文化侵略”，规定全国电影院每年162天必须放国产片，于是韩国的电影也繁荣了。
如果你很优秀，照中国的传统美德，是要收敛，而不能放开大嗓门吆喝。可这是商业社会，“酒好也怕巷子深”。而且从大艺术的高度，艺术的目的是提升、影响和娱乐民众。你高高在上离民众那么远，你的社会意义就实现了吗？这就是我的看法。
记者：据说中国电影集团共有2000多人，而你们新画面公司是16个人，创造的产值却不相上下。所以国家电影总局对你们赞赏有加，评价你们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新的出路。但又有人说，你和张艺谋这种合作的模式可复制性很差，你认为呢？
张：这种模式是否能够复制，那要看缘分。但观念是可以复制的。我和艺谋共同的认识是，电影要成功，你必须是一个艺术家与计算器的综合体；或者换句话说，你必须明白艺术转化为商品的另一门艺术。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电影的出路。
记者：概括来讲就是走向市场，走向商业？
张：是。
记者：那么从操作上怎么去做？
张：观念的问题解决了，操作的思路就很清楚了。无非是用商业的手段进行中外文化产品的角逐，首先打破国外大片无对手的状态，然后逐步树立本土电影的本土强势地位，以及走向世界的问题。同时还要学会打一场行业与行业的战争，就是用电影的魅力和电影的营销，去击败同质化的生活方式——什么电视、游戏、麻将、旅游、夜总会等等，把观众重新拉回电影院来。
电影营销是一个很专业的课题，《英雄》和《十面埋伏》都只是刚刚开始。比如好莱坞很多大片票房收入只占总收入的20％，80％来自非银幕营销，就是电影的“后产品开发”。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记者：你现在的主要精力都在新画面吗？
张：是的。
记者：其它产业呢？
张：运行很平稳，不需要太多精力。
记者：你如何评价你现在的角色？
张：应该说我更喜欢我现在的角色，这也许是我的天性。
严格来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因为我很性情，对商业利益的判断有时候并不是很准确，喜欢凭感觉，喜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地去决策。我也没什么大志，只想好好和艺谋合作做点事情。有时候也感到自己很累。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它的风险非常之大，需要整合方方面面的资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这部影片就可能全歇了。而且做电影和做房地产不一样，房地产做砸了，房子还在那里，8000元卖不出去我5000元卖；电影做砸了，几千万资金就只剩下几卷拷贝，除了放给自己看，一文不值。
记者：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当年你太太拉你去参加那个ＰＡＲＴＹ﹖
张（大笑）：不，我很幸运，是张艺谋让我成为了中华文化全球复兴的参与者。
记者：中华文化全球复兴？这倒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概念。
张：是的，中华文化全球复兴，你会在我和艺谋接下来的一系列影片中，看到我们如何不断地用商业的手段，去推动这一高尚的诉求。
记者：祝你成功，祝你和张艺谋的合作健康长寿。
张：谢谢！一定会的。
（北京电视台徐薇女士，本刊记者徐雷、邓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