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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志坚 丁琳 上海、北京报道
温州鞋西班牙被焚一事的最新进展是，“华商已经酝酿在西班牙举行全国性的游行，一些城市的游行方案已经上报，只等当地政府批复就可以上街了。”
9月28日当地时间早晨，刚刚醒来的陈九松提起这个消息时，语气依然低沉、虚弱。作为整个事件最大的苦主，他至今未从那场噩梦的阴影中走出来。
陈九松自述
陈九松，今年47岁。早在1991年就闯荡西班牙，不过那时候开的是餐厅。经过一些波折后，陈去了波兰做服装生意，自称是“摆地摊”。
今年6月，陈重返西班牙，按照当地的法律，他没有“老板居留”，就不能成立法人。为了尽快在埃尔切开店，他用一位朋友的身份注册公司，陈一边经营一边申请“老板居留”。7月份，陈的店铺总算如愿开张。
好景不长。9月16日的下午，西班牙鞋都埃尔切城的中国鞋铺纷纷提前关门。警察早就通知他们，再过一会儿，就将有反对华商的游行队伍经过。
陈九松也早早关掉了店面，但他今天刚好有16个货柜的货要进仓库，这批苦心组织的货来自意大利、中国，但此时仍被堵在了路上。晚上7点4分左右，鞋车抵达仓库，陈九松终于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情绪激昂的游行队伍不期而至。
原本一直在喊口号的这支队伍看到中国货物，骚动了起来。刹那间，一个个装满鞋的货柜被践踏、焚烧、哄抢。大火点燃仓库照亮了埃尔切的天空，几百米之外的西班牙警察却无动于衷。
陈九松眼睁睁地目送数百万欧元财产化为灰烬，而在该鞋铺持有股份的侄子已精神崩溃。
9月23日，西班牙华文报纸《欧华报》上刊登了一封求救信，在信中，陈九松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他是用亲戚处筹集的资金和数年的积蓄在中国创立了一家专营中国鞋的批发公司，而其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部来自于该批发公司。
陈九松仍处于一种“精神和身体上都还不适应的状态”，而“援助团体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尽快向西班牙政府交涉，以便帮助尽快获得政府的赔偿”。但是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这个索赔的过程可能长达3～5年，“没办法，这就是西班牙法律的效率。”
殃及马德里
9月23日，埃尔切再次爆发了针对“中国制造”的游行。不过这一次，防暴警察和便衣严密监控着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的口号也有所缓和。然而，9月27日上午，埃尔切又出现号召民众参加9月30日晚上8：00的示威游行海报。
值得注意的是，9月27日这天，首都马德里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欧华报》总编陶辛夷敏感地注意到，FUENLABRADA工业区的公共汽车站玻璃上贴满了呼应埃尔切事件的传单。
陶辛夷分析说，此传单张贴在马德里华商集中的仓库批发区﹖FUENLABRADA工业区，用意十分明显：从内容看，是煽动首都马德里商人和百姓对政府处理埃尔切事件的不满；从他们的口号看，是希望得到马德里地区商人和百姓对埃尔切示威游行的支持。
此传单的张贴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针对旅西中国企业和商人的行动正在孕育中。
FUENLABRADA位于马德里西南地区，离首都约20多公里，该工业区建于1970年代，十年前，FUENLABRADA区华人批发商仅不到10家，近年来华人商家迅速抢占此地，至今已有75家华商在此扎根。这些公司的占地面积从近千平方米发展到3000多平方米，甚至上万平方米。主要经营中国产的小商品、百货和服装。
随着中国商家的迁入，该区的问题愈来愈多，投诉华商不注意社区卫生、低价竞争和超时营业的本地人和外国公司越来越多，令政府头疼。于是执法部门时不时抽查该区华商，偏偏屡查屡中，一些违法经营和违规事件不断发生，见诸报端。
据了解，FUENLABRADA的75家华商公司，只有少部分商家有政府正式批准的营业执照，而大多数商家只有向政府递交申请营业执照的副本。按照西班牙法律，只要你递交了申请，持“老板居留”，按规定纳税，在等待政府批准期间是可以营业的。但近年来，西政府一直没有再批给该区任何一个商家正式营业执照，也没有下达不准营业的批文。渐渐地，中国公司一家接一家地开起来，而且很快占领了这个工业区85%以上的市场份额。
今年1月为保护地方工业，FUENLABRADA市政府成立了“旨在恢复工业区原状协会”。
按照新法规定，尚无正式营业执照的公司将面临被勒令“关门停业”的厄运，政府要求在法令下达两年之内，无正式执照的商家必须迁出该区。
博弈埃尔切
埃尔切华商群落的形成和遭遇与FUENLABRADA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面临的威胁更复杂一些。
温州鞋很早来到埃尔切，当时往往是由第三方来代理。后来，像吉尔达这样的鞋厂开始自己在埃尔切设立摊位，温州鞋逐步以工贸一体的方式大举进入。
中间环节的消失无疑加强了温州鞋的价格优势。去年4月在埃尔切采访时，陶辛夷就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对了。“当地有位华商的儿子参加了西班牙人的商会，当时他就说，西班牙人在考虑怎么对付中国人，而中国鞋商绝大多数都是温州人。”
2003年，中国向西班牙出口鞋子6190万双，等于西班牙市场全年销售量的47%。在1999年到2003年这短短四年间，西班牙进口的中国鞋子数目整整增加了108.15%。
去年年底，埃尔切人注意到，更多温州人已经在他们的地盘上开始装修店面。2004年，温州商人继续大举进入。一时间，街头满是中国人的招牌。
大批温州商人到来之后，立即将当地仓储租金炒作起来，租金在很短时间内上扬了一倍甚至两倍，令对手难以跟进。这还不算，很多温州人是欠着供应商的钱一下子进口了价值数亿元的鞋进入埃尔切低价销售，其身后则是供应商强大的支持，这让外国人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
一位在埃尔切卖了9年鞋的女商人向陶辛夷抱怨说，“你们中国人再这样下去三个月，我们都要关门了”。她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温州鞋那么便宜，温州人还能交得起那么贵的仓储租金”。
但温州人仍然能赚到钱。以吉尔达鞋业为例，该公司主流款式的鞋可以卖到10欧元，而出厂价才6.7元，扣去运费、关税，也有10%-15%的利润。而这样一款鞋对手却要卖到20欧元以上。
这种巨大的落差无疑令对手十分紧张。2004年上半年，温州鞋席卷市场的时候，西班牙行业协会的主席就开始号召西班牙人抵制中国鞋。但是抵制没有作用。
更让埃尔切人恐惧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显然是西班牙难以企及的：“温州鞋的人力成本占整个鞋的10%-15%，而西班牙则是30%。”不仅如此，连西班牙本土的大型鞋企也将定单转移到中国。这样一来，无论是销售还是制造，埃尔切都明显处于下风，以致出现了30%的失业率，“民愤极大”。
今年6月，陶辛夷再次去埃尔切采访时，已经开始感到事态不妙。果然，陶刚回到马德里，埃尔切的警察就突然搜查中国鞋商，“用枪顶着中国商人的脑袋，显然不是正常的盘查态度”。
这样的情势下，税务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为一根导火索，或者至少成了最佳借口。前文提到的女商人特别不满的就是，“你们中国人来了都不开发票，都不用纳税”。9月16日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后，西班牙制鞋业主席Rafael Calvo发表如下言论，“这些暴力事件(纵火、抢劫、破坏公众秩序)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不缴税”。
记者就此事向陈九松求证时，陈表示他是有发票的。至于税务问题，他说很复杂，很难一下子讲清楚，“但这个问题谁也不好说谁”。
17年前的那场大火
“九.一六”事件之后，温州鞋企聚首商讨应对措施，有人士指出，这次过激事件之后，为了平息当地民众的情绪，当地政府可能会用合法的手段严查温鞋企，因此奉劝诸位千万要守法经营。当时就有鞋企老板回应说，“如果查得太严肯定就没得赚了”。
康奈集团副总裁周津淼认为，“九.一六”事件未必是件坏事。他将温州鞋遭遇的这把火与17年前的那场大火相提并论。
周津淼那一辈温州鞋业人都对那次大火记忆犹新。1987年8月8日，杭州市武林门一把大火烧掉温州皮鞋5000多双假冒伪劣皮鞋，几乎全国各大商场都抵制温州鞋，温州鞋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那把火让“温州制造”痛定思痛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今天的温州鞋又被烧了，记忆更加惨烈。
或许，如果中国鞋在埃尔切的品牌再高端点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同样是中国制造，李宁牌服饰甚至成为西班牙男篮的赞助商。但是，实际上相当多的温州鞋企始终在贸易纠纷容易出现的低端市场徘徊，只能靠压低利润打打价格战来博市场。
中国海外企业一盘散沙的状态也是暴露无遗。
尽管温州人在跟西班牙抢地盘、抢别人的饭碗，与对方的摩擦早不是一天两天，但是据吉尔达鞋业西班牙负责人王长川介绍，中方与当地行业协会基本没有接触，更不用说谈判了。因为中方根本没有一个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与之对话。中国商人之间相互往来也是甚少，基本上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一直等到出事以后才抱团成立了商会。
记者与陶辛夷还有同样一个疑问，既然温州鞋竞争力那么强，为什么大家不一起把价格抬高点，这样自己可以多赚点，在埃尔切人眼里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刺眼。温州鞋在埃尔切是不是也有窝里斗的因素才把价格压得很低？
这个问题，周津淼说值得研究。
第三类风险
事态如何发展，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指出，商业竞争发展到暴力手段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九.一六事件”也说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结束独裁政权的西班牙，虽然其纸面上的法律体系已经同英、美一样完善，但国民法律意识尚未深入骨髓。
据消息报道，本次“九.一六”事件背后，有可能是西班牙极右势力在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如果西班牙此次事件背后确实有极右派政党活动的因素，那么，这次事件表明，善良的西班牙人民和西班牙政府需要提高警惕了。”梅新育说。
梅新育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在目前生意越做越大的情况下，华商的心态要及时调整，眼界要逐渐开阔。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当地的法律成立合法商会组织，为华商在当地争取尽可能好的商业和生活环境。
再有三个月，纺织品自由贸易时代降临。纺织业财富大转移的规模将远甚鞋业，陈九松那数百万人民币是否替国人交足了学费？
人们都不希望温州鞋的昨天，会变成纺织品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