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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8日的《光明日报》，以《旷课70节该不该被开除》为题报道了中国发生的第一起“教育消费”个案。新疆大学培训学院2003级中文系学生小姜（化名）将就读的学校投诉到了当地工商所，要求学校恢复他的学籍。校方说，他自2003年10月底至11月19日共旷课70节，按学校有关规定就应将他开除。而小姜认为自己缺课事出有因，他在校上学是一种教育消费，自己是教育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我有权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地听课，校方无权让我退学，否则就是侵权。”
小姜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呢？接到投诉的工商所对此事感到很为难，所长王建国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到有关教育消费的投诉，对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具体法规条文，我们将广泛社会各界的建议和意见。”
《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就报道了法律工作者、消协工作人员与学生的不同看法，并表示将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否管得到学校，换言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否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进而适用“消法”呢？
如果死抠10年前通过的“消法”，说学生是教育消费者其权益应当受消费保护，肯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倒不是说“消费”能否管得到校园，对于校园里的小超市、书店之类，“消法”肯定是管得到的；而是“消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说受教育是“生活消费需要”，扯到读书的“终极目的”，那就太牵强了，类似的就会将生产者与经营者等概念完全混为一谈。
然而，“消法”颁行10年多来，中国已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自1995年9月1日《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行8年多来，教育界的情势也有许多重大改观。“教育法”第三章第二十五条说“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同时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是，我们看一看现实，以营利为目的教育机构和个人简直多如牛毛。一是请家庭教师补习功课或教练钢琴之类特殊技艺的，收费以课时计，动辄数十上百元。二是一些私立的“贵族学校”，其收费之高，肯定不属于公益性质；就是一些普通的托幼园所，也多半是营利性的。第三就是上述个案中小姜所念那种“培训学院”，“属于社会助学组织，本身只起到帮助学生的作用，学生是付费接受辅导”。上述教育组织和个人，如果按现行“教育法”，都是非法的，应予取缔。这就像计划经济时代的“黑市”（地下市场）一样，供需双方都有强烈而正当的意愿，你取缔得完吗？抽刀断水水更流，只有因势利导加以规范才是正经。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一些法律制度必然会被突破，进而加以修订完善。在这个时候，特别应当重视的是法律的“精神”，那些基于“自然法”即公认的社会正义而产生的某些基本原则。
就此案而言，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学校收取了学生的费用，双方就产生了合同关系，双方应当享有相关的权利并遵守相关义务。在我看来，学校若是全额收费，带有某种营利性，提供教育服务的学校与学生之间就应适用“消法”。学生有选择上课的权利，对那些糊弄人的课程和教师，学生完全有权拒绝，恰如拒绝购买伪劣商品一样。
其二，学校与学生处于相对平等的法律地位，恰似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一样。正如《光明日报》报道所引王莉律师与杜姓学生的话所指出的，对于校规校纪，学生也有权参与制定。学校单方面制定的校规校纪，如果对学生过于苛刻，不得视为正当有效，学生有权提出异议和申诉。现在一些学校滥用自己的管理权，动辄处罚乃至开除学生，简直是“草菅人命”，严重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凭什么要学生逆来顺受？
综上所述，我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适应新形势，加以修改，将一切有偿服务都列入适用范围；在修改“消法”之前，教育主管部门与法院应当积极干预学校滥用管理权力，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事件。教育权是受宪法保护的，而宪法法的效力在“教育法”之上。
写完此文，读到一则新闻，说武大一位博导赶到北京的监狱里，为一囚犯举办博士论文答辩会。据说，这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我对此举也表示赞赏。可是，一想到大墙之外，不少学生动辄被体罚被撵出校门，我的心就很沉重，甚至偏激地感叹：哎，少“作秀”，多来点实在的人文关怀吧。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