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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重庆10月10日电 （记者 郭立） 不久前，重庆合川市暴发大面积的稻瘟病，近5000亩水稻绝收，损失程度明显重于往年。记者近日到合川市采访发现，在这场稻瘟灾害的背后，暴露出种子市场混乱、种粮农民组织程度低和政府的农业指导手段软化等问题，这也是制约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发展的三大障碍。
市场乱：杀猪的也可以卖稻种
合川市今年水稻稻瘟病灾害面积达1．8万多亩。市农业局认为，这次稻瘟病流行的主要原因是：农民选用的水稻种子大多未消毒处理，致使种子稻瘟病带菌率高。加之6月雨日多，田间湿度大，为稻瘟病的流行积累了大量菌源。
品种不抗病是稻瘟病大面积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合川市涞滩镇农技干部石中权说：“今年涞滩镇卖稻种的经营户达20多家，有杀猪匠、打铁匠，什么人都可以卖种子，其中就有原食品站屠宰工人李国卫。”记者来到李国卫家，看到他代销的成都种子公司的蓉优188稻种，其宣传光碟上称“高产：亩产985公斤；高抗：抗稻瘟病等多种病虫害”。但农民们却反映，今年就是这个稻种发病率最高，几乎百分之百都患了稻瘟病。
涞滩镇48岁的农民杨常秀家的5亩地今年全都种了蓉优188稻种。记者在她家田头看到，微微摆动的稻叶布满瘟病疤痕，干瘪的稻穗已经枯黄，显得轻飘飘的。杨常秀说：“当初就是听李国卫宣传说产量高、米质好、还抗病，所以买了这个稻种。没想到种下去后它就发病，我们打了4次药，花了好几十块钱，结果还是5亩地全都绝收了！”记者问农民陈祖达：“你为什么买蓉优188稻种呢？”他说：“宣传得好哇！我们当然就要买喽！”农民周克健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据调查，由于种子销售市场放开，只凭工商营业执照就可代销种子。绝大多数种子代销商不懂农业技术，种子说明怎么写，他们就怎么宣传，而且比说明上宣传得更夸大。农业技术干部告诉记者，对于一个水稻新品种，经营户在售种时应该对其生育特点、所需土质、水源等予以说明和指导，可这些种子代销商自己都不懂。而农民普遍认为，既然是国家允许卖的稻种，肯定应该相信。合川市农业局局长傅幼翔说：“从农业技术鉴定的角度看，蓉优188稻种虽然在产品宣传时自称‘高抗稻瘟病’，存在夸大的成分，但还不是假种子，农业部门只是从质量监测角度检查种子的纯度、净度、水分和发芽率等，管不了种子广告和宣传的事。”
石中权说：“种子经销市场放开后，首先是价格上涨，水稻不存在新品种比老品种制种成本高的问题，可现在上市的新品种水稻都卖20多元／公斤，比老品种贵10元左右，农民以为价格高的种子好，反而买得多。其次，农作物新品种推广程序简化，风险转嫁到农民头上。一个农作物新品种上市前应经过试验、中试等环节。但现在有的供种商将未进行中试的、还是供制种选择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就拿到市场上卖，不明情况的农民使用后，农业灾害就来了。”
太和镇副镇长张华琼说：“以前我们对于农村哪块地种的是什么，基本上心里有数。但现在，农民和政府都说不清地里种的是什么。”
组织散：种粮的农民最缺乏组织
说起种田，太和镇58岁的农民郭从虎说：“那个容易得很！”但今年前期多雨、后期高温伏旱的天气诱发了稻瘟病。发病后，太和镇有几户农民辨别症状不准，把稻瘟病当成了水稻螟虫，打了几次治螟虫的药均无效，错过了防治稻瘟病的最佳时机。
据合川市农业局分析，部分农户对水稻稻瘟病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存在麻痹思想，往往在病虫害大发生后才施药防治，有的农民甚至不愿意施药防治，这是今年稻瘟病盛行的原因之一。
傅幼翔说，现在农村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剩下少的、老的和妇女。他们管理农作物粗放，栽秧时请人栽，平时也难得到地里看看。按照科学防病措施，水稻孕穗前应施三环唑或富士1号农药进行预防，而太和镇大约只有10％的农户施了药。石中权说，稻瘟病随风传播可至几百米远，但预防稻瘟病的难度并不大，提前给水稻打上三环唑或稻瘟灵，每亩地投入不到3元的农药就能确保不发生稻瘟病，但前提是必须统一防治。现在每家每户种的品种都不同，无法统一进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张华琼说：“前些年农村种田统一供种时，镇上统一采购供应，由村下辖的社统一浸种消毒。前年开始，8万人口的太和镇一下子冒出来二三十家种子经营户，农民可以自由选择。按照农技规范，所有杂交水稻在下种前都应消毒。可是大多数农民没有浸种消毒。”
古山村70多岁的农民郭良仲对记者说：“我参加了农业技术培训和讲座，勉强听得懂，但嫌麻烦，就没有按着做。”虽然给一亩地的水稻种子浸种消毒仅需二三角钱，但石中权估计，至少50％的农民未浸种。因为浸种需要好几天时间，还要催芽，农民嫌麻烦。
据介绍，涞滩镇水稻平均亩产约500公斤，按今年的现行价卖750元，而农业税、种子、肥料、农药等投入就达600元，每亩纯收益约150元。在当前种粮投入大、产出小的情况下，农民种粮时大多有侥幸心理，认为能省则省，也许不会出现什么疫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仍然偏低，农民普遍存在一种“轻粮”思想。太和镇农民郭良仲家的稻田今年已经绝收90％左右，但是他对此并不在意：“那两亩田，一年才收个二三百块钱。我的儿女打工每年能带回来一万多块钱呢！”
记者了解到，合川市农村有各种经济合作组织300多个，但参加者种的都是比较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和蔬菜水果等。合川市农业局副局长邓元良说：“由于粮食效益偏低，种粮的农民是最缺乏组织的。”
手段软：农技人员发工资都困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地方农技宣传不到位、技术人员指导不力，也是此次稻瘟灾害发生的因素之一。自从国家将农技推广机构下放到乡镇一级后，合川市农技推广人员只能拿到60％的工资，其余的需要自筹。合川市高龙镇镇领导王永平说：“在现行体制下，农技人员肯定有情绪，在工作的努力程度上势必会打折扣。”据了解，太和镇每次举办农业技术讲座，都得给农民几块钱，农民才愿意来听听。张华琼说：“让农技人员在农村筹得40％的工资实在是太难了！”
石中权坦言：“这次稻瘟病大面积发生，确实有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不到位的因素，他们未能及时督促农民施药防治。”52岁的石中权从事农业一线工作30多年，目前每月收入1220元，其中近400元需涞滩镇农技中心自筹。前几年，农技中心每年转让农资经营权可获5000元至1万元的收入。去年农资经营的准入门槛降低了，谁都可以经营，今年的农资经营权就变得贬值了！由于农技中心自筹资金的能力下降，政府又无钱养人，去年开始，涞滩镇政府陆续借调6名农技人员到其他政府部门，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现在，整个涞滩镇负责农技推广的就只剩下52岁的石中权和50岁的屈伦两人了。而且，石中权和屈伦还各自兼任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炎炎夏日，每个月的近一半时间，他俩都要徒步奔波在涞滩镇4．1万多亩的耕地上，进行农业技术指导和推广，有时一天要走20多公里的路。石中权苦笑着对记者说：“根本跑不过来，能跑多少算多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