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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过热是今天的舆论焦点。去年全年，全国商品房价格平均上涨了约3.9%，但主要的大中城市则上涨了9%以上，其中上海甚至涨了24%。房地产投资也在去年激增30%左右，并拉动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价格一路疯涨。
另有消息表明，中央对于国土资源部的定位，已经作出了重大调整，国土资源部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部门。用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的话说，今后的土地供应政策，要像金融货币政策那样，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
两者有怎样的因果关系，我们无从猜测。不是只有房地产开发才需要土地，所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都需要使用土地，你总不能把项目建在空中吧？用土地来控制投资，在当前以投资过度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过热（如果存在经济过热的话）下，似乎是抓住了要害。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土资源部进行土地管理的重心，是城镇建设用地，而城镇建设主要就是房地产开发。虽然没有明说，但用土地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主要手段只能是拿房地产开刀。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国土资源部的想法，央行、发改委甚至国务院，都有这样的打算。去年121号文、18号文的广泛争议，就是围绕着“拿房地产开刀”这样的思路博弈的。
问题是，土地政策是否能够成为好的宏观调控手段呢？这又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以土地调控宏观经济是否便于操作；二是土地政策是否能够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顺利实现。如果土地政策是一支枪，那么这支枪是否好用，又是否能打中目标？
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通过调整环境参数，来避免宏观经济的过大波动。常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如果土地政策也是宏观调控手段的话，那就只能将之归入产业政策。抑制房地产过热的种种呼吁，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使用产业政策手段，来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打压。但问题在于，土地是高度分散和不可移动的资源，要对土地进行集中和有效的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去年121号文件的无疾而终，清查“圈地热”的艰难推动，已经预示了土地政策难以集中的特点。把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其操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用产业政策来影响宏观经济，是非常陈旧和落后的手段。产业政策并不能改变任何的宏观经济参数，例如利率、汇率和税率，它只能扭曲资源的配置，将投资中一个产业赶到另一个产业。产业政策并不能抑制投资。只要池里的水位没有降低，产业政策就只能“按下葫芦浮起了瓢”。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理应当逐步减少对产业政策的依赖，更多地采用宏观经济手段。这也符合国际潮流。
土地政策这支枪，既不好用，也打不中目标。
同时，以土地调控经济，政策矛盾将很难避免。如果政府减少土地供应，虽然房地产投资会减少，但房价却会因此而上升，进而鼓励炒作，进一步放大金融风险；而如果政府增加土地供应，虽然可以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但也会鼓励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这对控制金融风险同样不利。要防止政策的自相矛盾，就只能把房地产市场状况作为惟一的政策参照，并以此来决定土地政策。赋予土地以过多的政策职能是不适宜的。
在土地政策上，香港的经验可资参考。香港的土地供应几乎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供地则以稳定楼市为首要目标。但香港的土地政策并没有带来楼市价格的稳定，无论政府怎样调控土地，比市场的节奏总是慢半拍。市场的变化莫测，常常连嗅觉灵敏的商人也无法把握，政府就更勉为其难了。香港楼价历来波动剧烈，投机气氛浓厚。原因之一，就是港府土地政策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特区政府的土地政策已成了香港楼市最大的隐忧。
如果政府连稳定楼市都做不到，它又如何能够通过土地政策，来稳定整个宏观经济呢？如果香港区区一个城市都做不到，内地960万平方公里能做到吗？香港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内地是否认为自己能做得比港府更好呢？
在这些问题得到确切的答案之前，冒然地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是不适宜的。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当务之急不是赋予土地更大的政策职能，而是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协调，理顺政策传导机制，尽快建立合理的土地供应体系，以稳定房地产市场。这才是对宏观经济的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