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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卖光”“送光”最早是从山东诸城开始的，但现在的国企经营者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诸城模式
“郎顾风波”现在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争论中，双方都以不同的褒贬，频繁地提到所谓“全卖光”和“全送光”。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其最新一篇文章中就批评：“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
秦晖教授所批评的，是今天许多地方国企产权改革的现实。但“全卖光”和“全送光”，当年曾有其确指的含义，它们指称的是山东省诸城市发起的一场改革。因为当时诸城的市委书记名字叫陈光，人们就把他喊成“陈卖光”、“陈送光”。而当年诸城的“全卖光”和“全送光”，与今天的所谓MBO，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我是全国最早报道并长期跟踪诸城改革的媒体记者之一，了解10年前陈光在诸城“全卖光”和“全送光”的真相。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全卖光”的要求，最初并不是“陈卖光”提出来的，也不是国企经营者提出来的，而是职工们提出来的。为了避免被人说成是“私有化”，诸城市委、市政府的改革腹案，原本是改制后保留大约20％的国有股权，继续当第一大股东，但职工们坚决不同意。他们说：“要卖你们就全卖光，一股也别留！只要还留下一股，这个企业就还是政府说了算，我们占多大股份都白搭。”征求了许多家企业的意见，职工们不约而同地都表示“要么卖光，要么不卖”，最后市委、市政府只好彻底让步，国有股从改制企业中完全退出。
诸城“全卖光”，买方是企业全体职工，而不仅仅是经营者。哪位职工愿意出多少钱买多少股，就出多少钱买多少股，没有按级别限定“企业主要领导可以买多少股”、“中层管理人员可以买多少股”、“普通职工可以买多少股”。更没有把“经营者的历史贡献折成股份”一说。作为一个县级市，诸城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当时大家也都没钱，入股你三千我五千的，差别不大。所以改到最后，股权非常分散，股权的大小之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但也正因为如此，诸城改革变成了“剥夺剥夺者”的狂欢。职工们衷心拥护改革。在社会保障制度还完全无影无踪的时代，他们宁愿丢掉已没有多少油水的铁饭碗，宁愿东挪西借个人负债，宁愿自己承担经营失败的风险（陈光在改革动员大会上明确地告诉他们，“以后你破产我只能同情”），也要把自己工作的企业从政府和政府委派的经营者手中拿回来！
“卖光”的第一个结果，是职工们把原来无职无权的职代会变成了有职有权的股东会。改制后一个月，27家企业有24家原厂长经理被职工兼股东们选下了台。许多企业股东大会的第一项决议，就是卖掉厂长经理专用的小汽车。看着原来整天大吃大喝的经营者如今变成了普通职工（陈光有言在先：落选的厂长经理政府一个都不安排），每天要和自己一样下车间干活，职工们如同大包干以后的农民们看着原来一点农活不干的村干部如今天天下地劳动一样兴高采烈！
也和大包干以后的农村一样，改革以后，诸城的工人们迸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热情，短期内企业效益飞速上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0％算是少的，有的企业甚至提高了将近两倍！“现在是给自己干了。”一句心底里的话就彻底消灭了所有懒汉，原来“厂长大偷，工人小偷”的痼疾也不治而愈。
股权非常分散确有其弊端。在改制四五年以后，诸城市委、市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让经营者持大股”。但这时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引导而已，因为企业早已经不是国企，不归政府管了。不论是卖是送，都是企业个人股东们与经营者商量的事。严格地说，这时的改革已是私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不再是国企产权改革。事实上，当时经济效益和发展后劲最好，经营者素质最被职工（股东）们认同，市政府也认为实现“经营者持大股”最有把握的四达公司，“调整股权结构”的最终结果，却是让一位因业绩好提成多而特别有钱的普通推销员当上了第一大股东，原来被广泛看好的总经理只能屈居第二。当然，当上了第一大股东的那位推销员自认经营管理才能有限，所以并不主张换掉能干的总经理，他只是要了一个“董事”的名义，还继续干自己的老本行，成了奇特的“董事兼推销员”。
政府推动“经营者持大股”，结果却是推动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
诸城“送光”的代表作，是其农用车厂。当时，国有的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简称“北汽摩”）正试图进入农用车行业，在山东半岛各地寻求合作伙伴，因价格谈不拢屡屡受挫。没想到，在诸城，陈光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一分钱不要，这个厂白送给你们！”一家资产仅500万元的小厂送出去了，当年就吸引来北汽摩3000万元的扩建投资，到第三年，诸城市政府从这家企业拿到的税收就已不止500万元。现在，这家小厂早已成为中国农用车行业的巨无霸企业，它就是著名的北汽福田。朱基曾就此当面夸奖陈光：“你账算得精啊！”
陈光“陈送光”的绰号叫得更响，是在他调任山东菏泽地区行署专员之后。那个地方的职工实在太穷，买不起企业，陈光就更多采取了“送光”的办法。不过，仍然不是“送”给企业的原经营者，而是“送”给外地来的大企业、大投资者。譬如，原菏泽啤酒厂“送”给了青啤集团，味精厂“送”给了莲花集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诸城改制开全国风气之先，在当时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国有资产如有一分一毛的流失都必定导致改革被彻底否定。中央许多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曾带着疑虑去详细查过诸城改制企业的账本。在一片争论声中，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带着大队财会专家到这小地方住了3天。可以肯定地说，诸城绝不会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显然，诸城的这种“全卖光”和“全送光”的模式，是不受国企经营者欢迎的。江苏省某市领导到诸城参观学习后，回去试图照搬，就遭到了当地国企经营者们的一致抵制。市领导气急败坏，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会：“一个月之内，谁如果交不出本企业的改制方案，我就派纪检委去查你！我就不相信你们哪个人会查不出问题！”如此威压之下，经营者们才终于接受了“卖光”和“送光”的改革。
那时，经营者们在改制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还远不能挟持企业，“要么卖给我，要么就别卖”，“要么按我要的价钱卖给我，要么就等着我搞垮它”。
诸城经验，如今已只剩下“卖光”和“送光”的说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