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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取向”高层研讨会上指出，对于中国的国有资产，绝不能搞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当前一些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指责是对中国产权体制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一些社会情绪。在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樊纲的这番话可以被认为是对“郎顾之争”的间接回应。国企产权改革专题
樊纲说，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有多种，一种是经营性资产，一种非经营性资产如公共基础设施，此外还有国有资源。经营性资产包括金融性资产和产业性资产，金融资产中有一种特殊的形态是现金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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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认为，对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实现国有资产在不同形态上的转化，即我们所说的所有权的处置权。中国目前所有的对国有资产的买卖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资产形态的转换。当一家国有企业被卖掉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是私有化了，但是国有资产并没有私有化，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现金形态和非经营性资产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并不是企业的有进有退，而是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消失了，而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樊纲说，目前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目标是保值增值，应该说，从企业管理的层面上，从国家所有权的层面上，这个目标并没有错。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经营性资产并不是永远地越多越好。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建立在国有资本的基础上，过去那种通过国有企业来积累社会资本的历史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行体制转轨。而体制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大量国有经营性资产向非经营性资产的转换。国外普遍认为，国有资产存在的意义就是两点，一是通过国有企业或者说是通过政府的支出包括亏损的支出，创造一些私人企业难以创造的就业机会。二是国家在调整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来做一些私人企业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中国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目标还存在较大的缺陷。
樊纲认为，应该建立一套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必须充分体现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处置权，从而使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发生有序的变化，使国有资产形态的转换、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可以在一个法制的框架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