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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初的预期是3年时间，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一短期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目前还难以预测其淡出的时间和时机。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它对我国有效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在实现发展稳定、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方面也是功不可没。但是，这一政策的长时期延续也相应地产生了负作用，在发展与改革两个方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负面效应。
一是挤出效应。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产生了直接的与间接的挤出效应。从直接方面来说，政府的投资规模过大对社会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近年来社会投资增长乏力和居民储蓄存款暴增就是这种挤出效应的直接反映。同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过强就必然导致市场机制的作用趋弱，使得市场和市场机制不能对经济运行产生全面的和有效的调节作用。从间接方面来看，目前，我国财政的基本职能还没有从行政型财政转向公共型财政，在吃饭与建设两个方面中，用于建设的资金的扩大就必然导致用于吃饭即消费的资金的减少，从而也就必然间接地减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前提的，因而税赋过重所导致的民间收入进而民间投资与消费的减少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扩大了政府投资的同时也挤缩了社会投资，在增加了政府收入的同时也限制了民间消费。怎样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这种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
二是递减效应。这种递减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经济拉动效应的递减。近年来，我国的国债发行和投资都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在递减。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而2001年则约为1.67个百分点。2、投资与消费传导效应的递减。从1998—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幅度分别为5.13%、7.91%和7.28%，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幅度却分别只有3.44%、2.23%和1.95%，呈绝对的递减趋势。投资对居民收入特别是对占我国人口绝大部分比重的农村人口的收入不能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就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从而也就不能对消费市场的扩大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3、国债投资收益的递减。由于国债投资大都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大都为国有项目，形成的企业也大都是国有企业，因而在没有强有力的财产约束机制与利益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这种投资的收益率是很难保证的。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在国债投资中，只有30%是有效益的。这样低的盈利状况和这样大规模的连续投资，将很可能给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隐患，甚至可能会引发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对于国债投资的机制和效率问题，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三是稀释效应。国债投资的方式是集中性的而不是社会化的，投资的机制是行政性的而不是市场化的，因而这种投资规模再大，在分散到各个地区和部门以后，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足以对社会经济产生持续的和有效的拉动作用。特别是目前国债投资的方向大都为基础设施建设，其在产业发展链条上的前项关联与后项关联都相对较弱，再加上我国生产资料市场已处于典型的买方市场格局，因而以基础设施为主要投向的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不能不具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性。
四是依存效应。依存效应体现在发展依存与体制依存两个方面。发展依存是指经济的有效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依赖性，似乎要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体制依存是指行政性的投资选择机制所造成的层层的行政依附，并且导致企业在对市场依赖与政府依赖的选择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后者倾斜，这又会在客观上放大政府与行政机制对市场和市场机制的遏制作用。
上述四个方面的负面效应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逐步开始显现，应当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充分重视。鉴于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在短期内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还不可能，因此，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当赋予这种政策以更充分的改革内涵，并且要在政策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机制上进行必要的甚至是比较大的调整，以便把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和协调起来。
首先，国债投资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并且要把国债投资的市场化进程与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的转化和社会化投资体制与投资机制的培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加快投资体制和投资机制的市场化进程，进而建立起一个社会化的投资机制，促进储蓄与投资的顺畅转换。
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问题要予以充分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并且要着力于建设这种政策搭配和协调运用的制度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市场化转轨步伐。
再次，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有外延的扩大和增量的变化，而且更要注重内涵的提高和存量的调整，特别是要着力做好国有股减持和税赋调整这两篇大文章，以便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且逐步实现政府职能与政策功能的市场归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