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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也即是大家惯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挪威人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人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内所作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及商业周期背后的驱动力”，各方猜测的2004年度诺贝尔奖各大奖项至此便“花落各家”。
诺贝尔奖花落谁家
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两位以色列科学家阿龙·切哈诺沃、阿弗拉姆·赫尔什科和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美国的两位神经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获得，他们通过开拓性的工作，从分子水平到细胞组构水平，清楚地阐明了嗅觉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戴维·格罗斯、加州理工学院的戴维·波利策，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维尔切克教授，以表彰他们对“粒子强相互作用理论中的渐近自由现象的发现”。
与自然科学的领域比较起来，今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的评选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议。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以表彰她对“可持续发展、民主与和平所作的贡献”。文学奖颁给了奥地利女作家、诗人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因为她的小说和戏剧具有音乐般的韵律，她的作品以非凡的充满激情的语言揭示了社会上的陈腐现象及其禁锢力的荒诞不经”。《纽约时报》援引挪威知名人士的话称，“在当今这样的一个战乱不止、恐怖主义肆虐的时代，把和平奖颁发给环境保护人士的做法令人感到很奇怪。”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耶利内克，《纽约时报》更是质疑其名气低，“得奖者可能仅成名15分钟就被人忘掉”。
尽管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20世纪我们所引以为自豪的“科技日新月异”与19世纪初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以及19世纪晚期以内燃机、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和电讯设备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较起来很难说对人类福祉有更大的提升，耶利内克的“性、暴力与女性”与18世纪的启蒙思想相较起来也同样难说对人类的精神文明有更大的贡献，但概因于构成全球化基础的交通的便利、信息的快捷，当今的“技术扩散”和“文明共享”却比先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迅猛得多。这也是诺贝尔奖如此受关注的一大内因。而让其万众瞩目的一大外因却在于除在人文领域存在较大争议之外，诺贝尔奖几乎没有放过任何公认的最有成就的科学家的公正，以及它给诺贝尔奖个人得主带来的可观的财富所激起的对人类智慧创新的更大努力的追求。
诺贝尔奖金还会涨吗
今年诺贝尔奖金金额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按照诺贝尔当初的意愿，较为理想的诺贝尔奖金额，应能保证一位教授20年不拿薪水仍能继续他的研究。根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1901年的诺贝尔奖金数额为15.0872万瑞典克朗，即相当于当时一位教授20年的工资。此后，奖金数额不断缩水，1902年为14.1847万瑞典克朗，1903年为14.1358万瑞典克朗。直至1923年，诺贝尔奖金数额名义价值降到了历史最低，为11.4935万克朗。以后，诺贝尔奖金数额虽逐年扩大，但因瑞典克朗的数次贬值，一直到不了1901年的水平。1969年第一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奖金金额为37.5万瑞典克朗。
1991年，诺贝尔奖达到600万瑞典克朗，才与诺贝尔奖自颁发以来首次超过1901年时的实际价值相当。那以后，诺贝尔奖金又连年上涨，1992年诺贝尔奖为650万瑞典克朗，1993年为670万瑞典克朗，2000年诺贝尔奖五大单项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达到了900万瑞典克朗（100万美元），远远超出了整个原始基金的名义价植，也大大超过了原始奖金的实际价值。2001年诺贝尔奖百年华诞时，诺贝尔奖金额达到1000万克朗，此后便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按照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遗愿，只有诺贝尔基金会的直接收益——利息和红利——才能用于诺贝尔奖金，从股份管理中得到的资本收益以前不能用于诺贝尔奖金，但从2000年1月1日开始，诺贝尔基金会被批准可以将从资产售卖中所获得的资本收益用于诺贝尔奖金。根据这个新规则，从诺贝尔基金资产销售中得到的收益还可以用于授奖活动及支付各种开支，“直到不再需要它们来维持长期良好的授奖能力”。此外，诺贝尔基金会还可以对投资于股市的资产份额作出决定。长期来看，这意味着诺贝尔基金会可能会将更大比例的资产投资于股票，从而带来更大的整体收益，以及更丰厚的诺贝尔奖金。因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果诺贝尔基金会投资得当，诺贝尔奖金还会涨。
诺贝尔基金会是怎么挣钱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于1896年12月10日逝世后，在其遗嘱中提出，将自己的部分遗产（920万美元）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五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遗嘱中的条款及其“非同一般”的目的，连同其部分未完全的形式，引来了巨大的关注，并很快导致了对其的怀疑和批评。只有在经过几年的谈判、协商，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冲突，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障碍之后，诺贝尔遗愿中的基本概念才得以以诺贝尔基金会的成立而出现稳定的模式。
诺贝尔基金会是一家私立机构，其职责是受托保护诺贝尔遗嘱中指定的授奖机构的共同利益，并对外代表诺贝尔机构。这具体包括各种各样的通知信息活动以及与授奖有关的各种安排事宜，但是诺贝尔基金会本身却不参与诺贝尔奖得主的遴选过程和最后的选择。“诺贝尔基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以一种能够保护奖项本身及评奖过程的财政基础的方式管理其资产”。
因而，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政策很自然地要把保持和增加它的基金、从而增加奖金的金额作为头等重要的因素来制定。遗嘱本身曾指示执行人把剩余的财产投资到“安全的证券”方面。在1901年最初为董事会制定的投资规则中，“安全的证券”这个提法曾根据当时的情况，被解释为意味着金边证券，或者以这类证券或不动产为抵押的贷款，而这类证券和不动产，主要是在瑞典和挪威发行或存在的。
基金会在前50年遇到了许多挫折，税务问题是其中之一。基金会成立的时候，人们还没想过税收问题，尽管诺贝尔遗嘱监护人一直要求对该基金会的投资活动进行税收豁免，但没人理会。1914年以前，基金会交纳的税率为10%，还勉强能维持。到了1915年，瑞典政府通过了一项“临时国防税”，使基金会的交税率成倍提高。1922年，当年的累征税负超已大于1923年的诺贝尔奖金了。
从此以后，关于是否该给基金会免税一直是瑞典议会的议题。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46年才有了结果：议会同意基金会享受免税待遇。瑞典议会的这一决定，也感染了美国人，美国规定从1953年起，诺贝尔基金会在美国的投资活动享受免税待遇。
基金会的投资开始从保守转向积极。1953年，政府允许基金会可独立进行投资，可将钱投在股市和不动产方面。这是基金会投资规则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改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以瑞典克朗计，诺贝尔基金数额的确增加了许多，但因瑞典克朗数次贬值，基金的实际价值并未增多。到了80年代，股市增长迅速，基金会的资产不断增值，不动产也在不断升值。但在1985年，瑞典又提高了不动产税，使得基金会的收益大打折扣。两年后，基金会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将基金会拥有的所有不动产转到一家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名下，这家公司有个有趣的名字叫“招募人”。后来，基金会将持有的“招募人”公司股票全部出售，这正好赶在1990年初瑞典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于是大大发了一笔。
由于诺贝尔基金会理财有方，世界上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设于1985年的日本两项大奖“日本奖”和“京都奖”，以奖金数额论，与诺贝尔奖属一个档次。他们就是根据诺奖的模式设立和操作的。为此，他们还为诺贝尔基金会捐了巨额资金。
诺奖得主如何对待奖金
诺贝尔奖评选的一大特点是注重基础科学的研究。尽管对于那些技术发明者、能迅速转化为市场成果的专利获得者来说，百万美元的奖金只是区区小数，但对于在实验室里皓首穷经地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教授来说，一百多万的奖金依然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纵观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奖金的使用态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本人全部利用这笔奖金以改善或者补贴自己的生活。这类情况最多，占绝大多数。如199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欧元之父”蒙代尔在获得近100万美元的奖金后，首先修缮了自己在意大利的豪宅，然后再花钱为自己的儿子买一匹矮马，剩余的奖金又以欧元的形式存入银行账户。200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英国科学家享特和纳斯在被问到如何处理这笔奖金时，享特说他要用奖金还清抵押贷款；而纳斯却说，“我知道我已处在男人的更年期，但我想买一辆摩托车。”但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在被问到如何处理这笔100多万欧元的巨额奖金时，回答说，“你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时间，我的快乐没有任何成本”，还说她“还没有做好旅游的准备”。
二是设立基金，奖掖提携后学。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萧伯纳(1856-1950)用6500英镑的奖金建立了一个文化基金会，以奖励和扶植后起的作家。他的这一举动，获得了文坛众多有识之士的称赞。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小说家、剧作家怀特曾说：“诺贝尔文学奖不会使我的生活有所改变。”他依然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悉尼市郊一幢树木葱郁的白色小屋里。他捐出了所得的全部诺贝尔文学奖金，建立了怀特文学奖，以资助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后来者。因为怀特知道自己也是从这样一条苦苦求索的道路上走过来的。
三是将奖金捐赠给社会公共事务，为社会文明的进步作贡献。如今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表示，她将把140万美元的奖金投入到她所从事的“绿化带”运动，继续为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努力。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雷莎修女将奖金全部捐了出去，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办事。她还说，“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而更为让人惊讶的是，获得200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两位美国科学家在路透社记者采访时称，他们将把部分奖金用于保护由于美国反恐战争而受到限制的学术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