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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刚过了六十大寿的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在忙碌的工作日程中，挤出一点时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因为这天谈的题目，是这个第三届特首热门人选近年最重视的工作：加强香港与泛珠三角以至其它省区的经济联系，将香港打造成协助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营商中心。
曾荫权说，自他2001年5月出任政务司司长后，开始留意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对双方的好处。这方面的最新分工，是特首董建华负责牵头工作，实质的磋商工作由工商贸易局局长曾俊华处理，投资推广署则负责推广。曾荫权和唐英年则兵分两路，作地理上的分工，负责与不同省市官员联络。曾荫权负责泛珠三角九个省区，唐英年则负责泛珠三角以外的省区。
香港最大优势是国际化
《21世纪》：香港被称为国际金融中心、亚洲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近年又要发展为亚洲营商中心，你认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定位是什么？
曾荫权：我其实不大想用定位这个概念，定位给人的感觉是由政府主导，一个地方的定位，其实应该由市场主导，政府的工作，只是看看市场往哪一方向走，便跟随环境不停转变。
所以严格来说不应由政府定位，因为定了位，就意味永远做同一样工作，对地方的长远发展未必有好处。政府要时刻留意本地生产总值的分布，注意市场的趋向，做配套的工作，响应市场的需要，助长市场的发展。
《21世纪》：内地省市领导经常说的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香港特区政府可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舞台给企业？
曾荫权：这个舞台必须配合企业的发展，我们要先了解商界想唱什么戏？他们要唱粤曲，你不能搭个唱流行曲的台，灯光音乐都要配合才行，商界走出道路的时候，政府必须敏锐地知道他们走的方向，为他们搭台唱戏。
《21世纪》：我听到有商界人士担心，香港近年强调与内地连结，会令外国投资者淡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香港视为只是中国的其中一个省市。你怎么看？
曾荫权：我们必须谨记，香港对于内地的最大价值，便是我们够国际化，如果我们对外的联网减弱，一窝蜂只做内地生意，我们的独特价值便会随时间而消逝。
现时的发展形势很好，我们与外国的各种经济活动，从绝对数来说一直有增无减，对内地的则增长迅速，所以在相对比例上，看来与内地的经济活动会多些。其实只是蛋糕做大了，我们的对外贸易的数额，扣除与内地的贸易后，仍然有增长。当中比较例外的是旅游，来自美国及日本的旅客确实少了，但只是因为9·11的问题，旅客的信心至今仍未完全恢复。
《21世纪》：前工商局局长现称工商贸易局局长周德熙曾批评香港部分的商界人士，指他们在有好处就强调一国，没有好处时就强调两制。
曾荫权：这是人之常情，不单是商界，医生、律师、会计师也是，专业人士的想法是最好他们可以到内地执业，但内地人不能来香港抢他们饭碗，这不单是香港与内地，香港与外国发展经贸关系时也是如此。但事情不可能是单向，必须是双向的。香港商界及专业界看到紧密联系的好处，对整体行业及他们自身的好处，他们的看法自然会改变。
优于纽约伦敦
《21世纪》：这两年连接内地的发展方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曾荫权：当中有很大的挑战：首先是中央要制定国家级的政策。这方面有很大成就，你看到ＣＥＰＡ的一步步实施，近期的最大突破，是放宽内地企业来香港开公司的规定。以往都是要中央审批的，现在由省市政府批准便行，并会给予省市政府一个审批的限期，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当然我们不能坐着等人家端上饭菜，而是会主动到内地推介，我们的投资推广署正逐省逐市地去推广，香港要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执行政策，如果执行得不好的话就会有阻滞。
《21世纪》：香港与内地连接，现时似乎有很多不同的架构，不同的层次，协调会否有难度？会否担心资源重复？
曾荫权：其实不同的架构，不同的层次，脉络都是一样。第一是香港与邻近城市的合作，即珠三角与泛珠三角。泛珠三角以往有贸易障碍，每个省自给自足，新形势则是九省两区内各自强化自己的优势，同时连接互动，互相补足，发挥更大能量。
第二个层面是离开了泛珠三角的区域，借助ＣＥＰＡ的方便，让内地企业利用香港的融资平台及国际网络，吸引内地的大型企业来香港做生意，包括上海、北京、北面及西面的城市。
香港没有制造业的强项，但我们看看美国的纽约和英国伦敦，同样没有制造业，只有尖端的高科技、国际化的市场和金融服务，这正是香港的定位。
《21世纪》：地理上香港较纽约伦敦更佳，因为香港后面的腹地更大，人口更多，制造业能力更大。
曾荫权：香港形势上优于纽约伦敦还不止于此。我们的经济发展，特别金融业的发展，与内地的差距，远远大于纽约与伦敦与邻近地区的差距，经济活动的速度，将令香港作为一个磁力中心，吸引内地企业来香港从事更多经济活动。
推广“内企自由行”
《21世纪》：俗称“内企自由行”的工作已经展开，香港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曾荫权：这方面的工作交由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及工商贸易局局长曾俊华负责政策，投资推广署负责实际推介的工作。我们会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今年香港政府与内地城市联合推广数目大增。
我们4月与佛山市政府去了纽约，5月与东莞去新加坡，6月与广州去汉城，与深圳去东京，8月与深圳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10月我本人会与广东省去伦敦，10月底会与东莞去法国的马赛，11月与珠海去印度的孟买及新德里。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哪里有生意便去哪里，内地货品可以去到哪里我们便去哪里。
《21世纪》：特区政府在这方面投放了很多资源，也有很多官员负责，你们如何分工？
曾荫权：董生特首董建华负责牵头工作，实质的磋商工作由曾俊华处理，投资推广署去负责推广。我和唐英年则兵分两路，作地理上的分工，负责与不同省市官员联络。最新的分工是我负责泛珠三角九个省区，唐英年则负责泛珠三角以外的省区。
《21世纪》：泛珠三角省市利用香港营商平台是很自然的事，但上海的企业为何要来香港设分公司，而不是自行“走出去”？
曾荫权：上海的企业愈做愈大，在ＷＴＯ的冲击下，跨国公司纷纷在上海扎根，上海企业如果不加速国际化，将很难与跨国公司竞争。上海企业要走出去，在外面设分公司，一定要来香港，单是谈到融资这一项，香港比纽约更强，内地企业在纽约上市，成交薄弱，上市后很难再增发新股，在香港的买卖较活跃；上海企业在港设分公司，大家言语相近、生活习惯相近，我们的税率又低，不管你是上海还是乌鲁木齐企业，香港是他们设立分公司的最佳选择。
我们与内地城市看问题的角度也许不同，但目标一样，便是如何将这个经济体再拓大，这个目标在过去20、30年都没有改变，只是现时加快了力度。发展内地市场需要政府为企业开门路，特别是内地大企业，现时仍有很多的政府参与，需要香港政府加一把劲，当然前锋还是内地的企业家，我们的工作是帮他们打开大门，珠三角如此，泛珠三角如此，其它省区的也一样。
（本报记者洪馥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