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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报道说，本世纪初的10年到20年间，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将迎来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进入中产阶层的家庭，正是上万元级家电的目标消费群，而且这些人将迅速进入购买第二套房子的黄金时期。此外，其在旅游、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消费增多，对实物型消费比重减少。而北京市统计局抽样调查3000份，其中有60％中等收入人群，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3083.6元。
即便将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3083.6元视为达到了中等阶层家庭的标准，作为中产阶级家庭，拥有一套中等价格住房应当是一项基本衡量指标。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中，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房价较高城市里，年人均收入13083.6元也即三口之家月收入3000元左右的家庭，实际上并没有几家拥有一套中等价格房屋的完全产权。至于说月收入3000元左右的家庭，消费的家电都是上万元级一件，且将“迅速进入购买第二套房子的黄金时期”，更是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进入中产阶层的“重要形成期”，也即表明中产阶层家庭越来越多。而在人口总量变化不大情形下，这也就意味着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以下人群将要缩小。但可以看到的情形是，城市中富裕起来的人是有一些，但不富裕甚至比较困难的家庭却也不少，有些家庭甚至越来越贫困。下岗、失业增多势头短期内的难以遏制，以及大量素质相对低些的农村人口的涌入，决定着我国城市人口中产阶层化、社会经济结构向橄榄型演变的进程将会是缓慢的。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减贫的速度迅速，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与城市“将迎来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是相对矛盾的。与“进入中产阶层的重要形成期”背道而驰。
当前我国还面临一个基尼系数增长过快问题。据国家税务部门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39，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增长势头也非常迅猛。以成都市为例，据成都市城调队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成都市基尼系数为0.17，而到2001年基尼系数已达0.33，至2003年上半年已经上升到0.40，表明像成都市这样的城镇基尼系数也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成都市城调队的分析结论是：“成都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相当快，若不对此加以关注，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则可能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众所周知，城市进入中产阶层形成期的重要标志是中等水平收入者占到城市的绝大多数，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但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迅猛增长，却表明社会在逐步向“哑铃”形状发展，因而我国城市将迎来“中产阶层重要形成期”的判断值得推敲。只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使之逐渐缩小，并致力于使居民收入得以整体上提升，才可能谈到逐步“迎来中产阶层的形成期”的议题。
还有一点“国情”也不能忽视，就是我国居民的服务类消费比重尽管在增加，但必须看到的是，在许多家庭，这种消费类型的此消彼长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不是生活得以改善而自发产生的，而是降低生活水平前提下的一种无奈选择。比如教育消费比重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教育乱收费愈演愈烈有莫大关系。不少家庭面对教育乱收费只有以压缩实物类消费比重，降低其水准办法来应对。也就是说，教育消费比重的增加往往不是在生活水准自然提高基础上的自然选择。教育消费比重提高了，但实际生活水准却下降了，难说这就是在将要“迎来中产阶层形成的重要时期”的表征。
如果我国城市真的进入中产阶层“重要形成期”，那将是令人愉悦甚至快感的，但一切乐观的断言都须建立在事实与实事求是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必须对国家的国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把发展过程中的困难讲清楚，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记清楚，促进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