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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来的，差不多都来了。
随着10月19日上午，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主席尼尔斯·迪亚兹在北京召开的有关ＡＰ1000核反应堆推介会的结束，有史以来，核电大国们针对中国展开的最密集的一轮外交攻势，告一段落。
自9月初，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华祝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已制定了加快核电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后，包括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约翰·弗德、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及美国核管会主席尼尔斯·迪亚兹在内的众多重量级人物接踵而来。尽管访华名义各有千秋，但面对中国未来16年核电领域即将奉上的一块价值400亿美元的“市场蛋糕”，大国们的垂涎溢于言表。
然而，在距离年底中国就4座新的核电机组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不足两个月的时候，核电大国们的外交攻势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高层的最终决策，业界还不得而知。但有迹象表明，在核电的某些基础性问题上，国人的认识并未统一。而在一系列问题被彻底厘清和取得广泛共识前，核电项目的盲目上马更应缓行。
首先，中国到底需要多少核电？核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当前的“电荒”？
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核电发展的总体规划，及在全国范围内，核电将如何与火电、水电协调发展。
目前，中国共有核电站8座，核电机组15台，其中，已建成运行的9台，在建的两台，已报送国务院并获批的4台。去年，中国核电累计发电438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总量的2．29％。如以装机容量计算，中国核电装机仅占总电力装机的1．8％，尚不足世界核电平均装机的10％。
可见，中国的核电发展水平还相当初级。而去年开始的全国性“电荒”，无疑成为新一轮核电开发的“导火索”。据悉，未来16年，中国核电装机将达3600万千瓦，核电装机比重将达4％。
但如果将今天严重的“电荒”与核电发展的宏大规划相比，“杯水车薪”之感顿然而生。今年夏季，仅国家电网公司的最大电力缺口就达2983万千瓦，几乎相当于规划中的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对此，业内曾发出警告，由于核电建设周期长（一般为5至7年），且投资巨大（一般每千瓦投资约1500美元），在一个煤炭、水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核电的过多、过快增长，并非经济可行之举。
事实上，在煤炭富集的内蒙、山西等地，业内对于愈演愈烈的“大上核电”的“风头”相当反感。这固然反映出存在竞争关系的不同产业间的利益之争，但面对发展地方经济与克服就业压力的双重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核电都不可能等闲视之。这一点，从近来发改委对于核电项目的审批慎之又慎，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当前的电力短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有悖市场规律的“三年不许兴建火电项目”的行政命令，乃“电荒”之始作俑者。而随着回归市场的电力建设向另一极端的“突飞猛进”，“电力在两至三年后将再现过剩”的警告已非危言耸听。届时，一个个投下巨资的核电站何去何从，值得深思。
其次，中国的核电站应该建在哪里？
这一发展核电的基本问题，目前，越来越模糊。
在“电荒”的残酷折磨与对核电的美好憧憬的双重刺激下，地方政府上马核电项目的报批文件已如雪片般飞向国家发改委。其中，五大集团之一的“中电投”已分别在湖北通山、山东海阳、重庆涪陵等地选址建设核电，一旦获批，即刻开工。而福建、江苏、湖南等省也都加快了核电选址、立项的步伐。目前，至少已有11个省、市提出核电发展规划，其中，4个省已完成核电站选址等前期工作。
面对地方政府如此热情，近日，高层相继表态：中国核电将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建设。理由很清楚：作为长周期、大投资、高技术的核电项目，只有建设在一次能源短缺且电力负荷又相对集中的地区，才能发挥其最大经济效益。事实上，今年7月21日，几经波折与反复，国务院最终批准的岭澳二期与三门一期核电项目，就分别位于广东和浙江。而同在广东和浙江的阳江与秦山二期项目，仍处报批过程中。
在浙江、广东两省，核电上网电量均已超过本省总发电量的13％，核电已成为当地电力结构的重要支柱。虽然核电不能解决全国性的电力短缺问题，但它有助于解决部分地区的“电荒”。而部分具备发展核电的有利条件，同时又不具备火力发电条件的城市，上马一批核电项目，是明智之举。
但面对某些地方政府与大型国企的强势，业内对于中国核电“遍地开花”的担心，不无道理。从当前五大集团“跑马圈地”，甚至与地方政府“勾结”私上火电项目的事实中，业内有识之士有理由相信，即使是核电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如果在选址问题上，没有统一认识和强有力的执行保障，最终局面很可能难以收拾。
第三，中国的核电安全吗？
安全问题曾是阻碍世界核电发展的核心。
自1979年美国三厘岛核电站与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后，世界核电事业走入低谷。核电大国们开始慎重考察自身的核电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核电发展的20年，正是世界范围内重视核电安全的20年。因此，中国目前运行的核电站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之一。资料显示，在秦山及大亚湾核电站周边10公里范围内，目前能够证明的核辐射量，仅为国家标准的1／2。多年来，两座核电站没有给当地自然环境及居民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但业内对于中国核电安全的普遍担心在于，随着核电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核电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外资介入及可能的民营资本的参与），核电安全的主导权是否会发生旁落？中国的核电安全体系也将随着建成核电站数量的增加，而变得相对脆弱，这都将给事关重大的核电安全，增加隐患。
最后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在新一轮核电建设高潮中，迅速掌握世界核电领域的核心技术？
事实上，这方面，中国的教训极为深刻。业内透露，过去20年，中国在核电领域斥资近100亿美元，但除了购得一批“大块头”的核电设备外，核电核心技术却始终掌握在外方手中。而与其他引进产业一样，如果不能掌握核心技术，中国人将永远不能在这一产业的发展中，真正做到进退有度，挥洒自如。
当前，核电大国们正在放松在民用核能领域的政府管制。即使视“核”如猛虎的美国，也于不久前，以国家的名义，向生产民用核设施的商业公司颁发了出口执照，鼓励美国企业占领世界核电市场。而这一趋势，正是中国掌握核电核心技术的历史机遇。
事实上，此次，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主席尼尔斯·迪亚兹全力向中国推介的ＡＰ1000核反应堆，正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反应堆之一，即使在美国，也尚无使用先例。当然，对于首次使用的核反应堆，中国政府只有对其安全性做出充分考察后，才能最后决定是否采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加、法、俄等核电大国竞相争夺中国核电市场的历史机遇前，中国人应该发挥最大的聪明才智，在获得核电核心技术方面，争取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