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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读后
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之间的区别似乎可以这样说明：在思想进步之后人们回顾原有的思想并试图比较新旧思想时，并不能简单地说孰高孰低。原有的思想仍然需要继续加以研究和阐释。比如说，哲学自康德以来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但谁也不会认为我们已不再需要研究康德了。而思想解放不同，所谓解放即意味着不再去回答原来的问题了。意味着完全超越了原有的思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已不再去回答某个做法是否符合“忠君”的原则了。我们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抛弃了这个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中，这种超越和抛弃问题的感觉尤为明显。
显然，作者写《交锋》一书不仅是为了描述思想交锋的过程，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论战色彩。作者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所以，《交锋》一书同时也是“交锋”的积极参与者。人们自然也就不应该将这本书只当作一部“史论”来读，而应该对书中表达的观点有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但我却只愿将着本书作为一部“史论”来读。它可以告诉我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至于对书中的观点，我并无评判的兴趣。对于我来说，那些问题都是无须争论、只须超越的问题。“交锋”确曾激烈，但“交锋”也确已正在消失。
亲身参与或经历了这三次“交锋”的人，在读这本书时也许会感到其惊心动魄之所在。但对于我这样的后来者而言，也许可以理解惊心动魄之原因，但却没有切身的感受。当我能够以较为成熟的思想去感知这个社会时，虽然“交锋”仍在继续并且不时表现得相当激烈，但它的声音还是不够大，没能吸引我更多的注意力。比如我就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万言书”之类。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其他一些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论发展所吸引。这些理论发展虽然很可能有赖于“交锋”的结果，但它已找到了自身的轨道，并沿着这个轨道向纵深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它早已超越了“交锋”双方的观点。“交锋”本身对这些理论发展几乎没有影响。而且，这些理论的迅速发展使得“交锋”的理论意义变得越来越小。
《交锋》一书所概括的三个核心问题，以前也广为人知，但将其归并于一个统一而渐进的过程中加以表述，这肯定是一个开创性的成就。这有助于我们理清相关的思路，但同时，也使得另一个问题凸现了出来：这种“交锋”也许有其巨大的社会意义，但它又有多大的理论价值呢？换句话说，这种“交锋”除了在客观上为我们开辟一个良好的思想和社会环境以外，还能够在今后继续为我们提供思想资源吗？
七十多年以前的“科学和人生观”讨论的各方发言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今日和以后仍有待于挖掘。有关这个讨论的文献已构成了经典性的集体著作。今后，我们仍将从中汲取许多许多思想要素以充实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讨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在等待着我们继续给出回答。而在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两个凡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时，会怎样想呢？是否会像书中所述的外国记者那样：“他们会觉得好笑，会说‘这还用得着争吗？’…… 他们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时间用在纠缠这些无谓的问题上。”（见第410页）
实际上，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
书中提到了两本“左派”期刊：《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于是，我到书店中去看一看到底里面都有些什么。当我看完了他们的最新一期之后，我觉得他们应该把刊名改为《单口相声》。里面的许多文章确实十分有趣，令人难以置信的自说自话。其煞有介事的姿态相对于其所论之无聊而造成的幽默效果肯定超过许多当下的相声。
如果有谁不把这些文章当作相声，而想认真地与之争论，那肯定不会有任何效果。有些人你永远也别想说服他。实际上，让他们参与讨论只能说明讨论的层次太低。就让他们在自己的刊物上编相声罢。
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之争都必然以理论的贫乏为伴生物。但当代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所围绕的核心问题日后实在只有被超越和被抛弃的命运。我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起点太低。很难想象一个稍微正常一些的国家会提出“两个凡是”并为此而苦苦争论。通过“交锋”，与其说我们取得了思想进步，不如说我们摆脱了愚昧状态。今日我们摆脱之难，正说明当日我们陷入之深。
赖于前人的努力，使我们可以只从纸上而不是亲身去感受思想解放的过程，这实在是件该庆幸的事。
《交锋》中所述的“交锋”虽并未完全结束，但随着后来者的越来越多，“交锋”的内容将从公共对话的领域中消失。人们将不再讨论并且忘记那些论题，但最好不要也把当初“交锋”中所蕴含的勇气和努力一起忘记。正是靠着这些“勇气和努力”，人们今日和以后才可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