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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经济学有什么用”这个话题时，一般会遇到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人认为经济学应该可以富国强邦，或至少使研究者个人在市场中发财致富。而另一种人则嘲笑前者的天真，他们认为经济学并无什么实际的用处，只是学者个人的智力爱好而已。
前一种人当然很快就会失望。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会一下子转而鄙视理论。而后一种人虽然口头上否认经济学的用处，但他们中若有人较多地接触经济学，内心总会隐隐感到经济学还是有用的，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费心思而已。这种做法虽然无可非议，但影响是不好的，会破坏其他人对理论的兴趣。
我坚持认为经济学是有用的。经济学的用处在于明确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对于理论问题来说，有些时候，问题被明确会使得答案自动浮现。张五常这样描写过弗里德曼：
你问他（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举一个例子。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弗里德曼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问题被明确以后，人们仍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这时，人们至少可以知道哪些答案是愚蠢错误的，哪些方向不值得付出努力。
对于实际问题来说，明确问题可以使人们明确所面对的选择是什么。至于选择明确以后要选择哪一个，这就不是经济学的问题了。
这种状况也许不能避免所有的错误选择，但应该可以帮助一些真诚却愚蠢的人，使他们不至于陷入自相矛盾且不自知，进而，可以使得每种选择背后的真实立场得以浮现，让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的谎言难以立足。
以最低工资法为例，主张实施最低工资法的人也许认为所面对的选择是：或者，确保穷人得到基本的收入；或者，不给穷人这种保障，放任他们陷于贫困之中。如果面对的是这样的选择，那当然是要实施最低工资法了。可是真实的选择不是这样的。真实的选择是：或者，在职者的工资较高，但失业者更多；或者，在职者的工资较低，但失业者较少。如果承认面对的是这样的选择，即使是那些大谈同情“弱势群体”的人恐怕也不能继续主张最低工资法罢？这种主张不正和他的立场截然相反吗？
中国入世时，龙永图先生以煽情的口气谈论着面对世界市场时中国农民的悲惨未来。龙先生的心目中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两难：或者，放开市场，中国经济发展，但中国农业衰退，农民处境悲惨；或者，封闭市场，中国经济停滞，但农民至少可以维持现状。经济学可以告诉龙先生，这种两难是虚假的，是不存在的。真实的选择是：或者，放开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即使农业衰退，但大量农民不再是农民，他们有机会进入城市，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或者，封闭市场，中国经济停滞，但某些利益集团得利，农民失去了改善处境、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
显然，龙永图先生缺乏的不是良知和勇气。他缺乏的是经济学知识。
这可能是我和阴谋论者的分歧所在。阴谋论者判断时局时强调当权者的险恶用心。而我更强调当权者和社会公众的知识，尤其是经济学知识不足。
中国虽然远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但公众舆论对当权者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固然，当权者选择某些错误的政策不见得是因为缺乏知识，而是因为利益使然，但这种政策所以被公众默许或者容忍，则是和公众的知识，尤其是经济学知识不足密切相关的，甚至是以之为基础的。
石油、电信等部门被垄断，当局宣称，这种局面是由于在高效率和国家安全之间选择了国家安全，但经济学能够充分证明，这种局面实际上是在社会利益和部门利益之间选择了部门利益。麻烦之处在于，许多人，尤其是媒体上的发言者对当局的宣称是真心相信的。因此，这种局面不乏舆论的基础。假如经济学的证明能够深入人心，行政垄断的舆论基础日渐式微，我相信，此种垄断的被打破将是指日可待的事。
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者不能任由形形色色的左派把自由市场和公平、正义对立起来。自由主义者应该通过传播经济学知识告诉公众，是自由市场，而不是那些剥夺人们选择的左派，才能既给人们提供最大的机会、最多的财富，同时，还能给社会创造最广泛的公平和正义。
人们应该乐观地看到，民主的浪潮确实已席卷了整个世界。即使是在某些逆潮流而动的国家里，民主也以公众舆论、街谈巷议等方式显示着它的威力。在现今世界，即使是最专制的统治者，也不能无视民众的力量。他只能谋求操纵、利用这种力量。而民众知识的匮乏正为他提供了最大的操纵、利用机会。因此，改变民众知识的匮乏，将对专制社会的基础构成根本的冲击，从而直接促成开放、自由社会的建立。
经济学没有用吗？不，经济学很有用。而且，好戏还在后边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