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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的最直接方式便是规定人们“不许说……”。限制的程度愈高,“不许说”的范围愈大。虽然很难划定一条明确的界限,但在某一社会制度中,“不许说”的范围超过一定限度之后,人们就不再认为这个制度是自由制度了。
“不许说”的内容是各种各样的。禁止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即使是在公认的自由制度下,也肯定存在有“不许说”的内容。比如在战后的德国,即不允许宣扬纳粹主义及公开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历史。类似的事实经常被压制言论者所利用并声称“没有绝对的自由”云云,以期为他们的压制言论的行为辩解。但这种辩解显然是徒劳的。对言论作适当的限制和予以足致危害自由的压制,这二者之间虽然难以进行精确严格的区分,但进行经验上的判断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大多数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并不会只停留于令人难以区分的程度上,而是往往发展至路人皆知、难以忍受的程度。况且压制者一般也并不希冀人们只因为难以区分而接受压制,或允许人们对压制行为是否适当进行充分的讨论,而是干脆以暴力等手段作为压制的后盾。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压制者固然可以实现自己压制言论自由的愿望,但也往往不得不为之付出道德上的代价。他可以以暴力和强权使人们放弃批评,但他对沉默和回避后面的蔑视无能为力。
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压制言论者往往就是社会的统治者。对于一个残暴专横的统治者而言,其规定的“不许说”范围可能会很大,甚至令人噤若寒蝉。但“不许说”的范围再大,也不可能涵盖人们几乎无限的可言说范围。实际的情况往往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而且,人们尽可以在规定的范围附近做“老鼠戏猫” 、“打擦边球”式的游戏。结果是统治者为了达到压制言论的目的而疲于奔命,在人们旁观式的哄笑声中焦头烂额，有时还不得不使出一些偷鸡摸狗的手段。不幸而被他捉住的人则很有机会扮演英雄和烈士的角色。他们可能将蒙受悲惨的境遇,但无人可以剥夺他们胸中源于相信自己正在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自豪。公众也会对他们寄予同情。另外,社会上总会有众多对政治和现实问题不感兴趣的人。他们虽然对现实也有不满之处，但他们会选择用“莫谈国事”自律,以专心于风花雪月或吃喝玩乐。“不许说”的禁令于他们并无太大影响。至于学者们,只要避开那些敏感领域,也仍然可以自得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之乐。或许不可以研究政治学,但总可以研究人类学、语言学罢。可见,统治者实际上是以少数面对反对者加上旁观者的多数,这只能导致被动。
二十世纪政治的一个重大发明使得统治者可以避免上述的困境。这个发明的专利权也许可以追溯的更早,但它的大规模应用肯定是在二十世纪。这个发明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规定“只许说……”。
此规定一出,统治者即由被动转为主动。须知,纵使人们几乎无限的可言说范围再大,相对于有限的“只许说”又有何用呢?当统治者在全社会范围内规定了“只许说……”之后,无疑便大大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并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工作效果。在人们的分布于各个领域的各种水平的言论中完全找出不许说的内容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但规定人们必须说既定的话,只发现谁说错或谁不说,这就容易得多了。前者好比是在什锦糖中找出某种糖,而后者好比是在白纸上找出墨迹。更重要的是,“只许说”的规定中还包含有“必须说”的意味。这样一来,人们连沉默和回避的权力也被剥夺了。除了越来越积极地迎合、顺应统治者外,其他的任何表现包括不表现都被视为挑战和叛逆。
“只许说”的局面除了能形成压制言论的高工作效率以外,压制者还无须付出道德上的代价。相反,他还往往享有道德上的优势。实际上,若非如此,他当初根本就无法实现由“不许说”向“只许说”的转变。
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Joseph Oakeshott）将人类关系系统归结为两种基本类型:公民结社类型和生产性结社类型。在国家的层次上,公民结社类型要求公民的是对权威即统治者的服从,而生产性结社类型则为国家预设了某种目标并要求所有公民共同奔向这个目标。对于前者而言,统治者无兴趣或无力于为全社会确定目标并动员全社会奔向之。他关心的是自己在社会中欲达到的目标,不希望有人出来反对或打扰。所以,公民结社型国家实际上是默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目标取向的不同乃至对立。重要的在于被统治者承认并服从统治者的目标。人们只要不在统治者确定的范围内试图发起挑战就可以维持和平。这种承认和服从更多地表现为物质上的牺牲和言论上的回避,而非言论上的趋同。于是,人们被要求“不许说……” 。而生产性结社型国家则在预设的目标之下,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内在一致性”,甚至有意无意地否认二者之间区别的存在。尤其是当目标被描述为伟大和神圣时,双方的“一致性”也就显得更加确定不移和意义重大。在大多数情况下,让人们接受完美至善的理想目标比让人们接受来自妥协、有缺陷的现实目标要容易的多。如果被统治者接受了伟大和神圣的目标,自然也就接受了“一致性”。既然双方是一致的,那被统治者即使在物质上承受着全面的牺牲,在言论上也没有理由说与统治者意志不符的话。实际上，当他想说这样的话时,最先反对的人将是他自己。因为他会认为说这样的话无异于是在反对那伟大和神圣的目标,而这种反对显然是邪恶的。于是,人们自认应该遵从“只许说”的要求,并要用全部的热忱和精力去说去做,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那伟大、神圣目标的早日实现。在这里,人们似乎并不感到受约束。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舍弃形式的自由而换取实质的自由,也就是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积极自由”。我们发现,此种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由于动员起了被压制者的内心力量而更加全面和彻底,并实现了所谓“口服心服”的效果。当然，会有少数不驯服者和不积极拥护者,但是被统治者将会主动对他们中间的敢于反抗者和不积极拥护者进行打击和改造,直至所有的人都竭力说那些“只许说”的话为止。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不但为自身的统治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而且还处于道德上的优势地位。他们的命令和行动被认为都是为了引导人们奔向那伟大而神圣的理想目标,也就是奔向人类永恒的幸福。而敢于反抗者虽身受现实的苦难,可是并无从扮演英雄和烈士的角色。相反,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道德上的沉重代价。他们被认为是阻碍大家奔向幸福生活的“害人虫”。在此道德和多数的双重压力之下,能有几人还坚持己见而不陷入自我怀疑呢?
在“只许说”的局面之下,无人可以逃避。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言论之区别无非在于从不同角度说着同样的话。甚至与现实距离最远的领域也只有笨拙地参与现实或者走向消亡。那些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的人只有尽快培养自己于这方面的兴趣,并使之向既定的方向发展。总之，整个社会被重塑为一部奔向预设目标的机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在这部机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无人有权旁观,个人必须服从整体。至于文艺界和学术界这样专门从事发表言论的人群更是首当其冲。他们在“只许说”的局面中起着社会示范的作用。根本不会有纯粹的文艺和学术。既然“只许说”的内容是通向终极幸福的正确道路,那么其余的内容无疑只能将人们引向歧路和灾难。所以,说“只许说”内容的人是在理所当然地为现实服务,而其余者均是在与时代潮流对抗。当然,对他们进行严惩也就尤为必要。
“只许说”的规定在历史上可能于某些人类社团,如宗教社团中出现过。二十世纪的特点是将此规定施行于整个国家和社会。这样,在国家强制力的作用之下,此规定的效力发挥至极致并使得人们无可逃避。之所以二十世纪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人们被以往的成就激发起前所未有的巨大雄心。于是，试图将征服自然得来的经验也用于征服自身。人们希望不但要彻底改造自然,还要进而彻底改造人类社会，将之改造成为完美至善的理想社会。对理想社会的种种描述使人们无比向往之。人们也坚信理想社会必将实现。在同赴理想中获得的“团结感”更是使得人们激情迸发。于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充满了一次又一次的奔赴理想的社会运动。可惜,最后几乎都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灾难。人们为了理想而不惜放弃自由,但那理想却只不过是个幻梦。
可是假若理想不是幻梦,人们就可以为之放弃自由吗?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