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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3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内容是说贪官张二江在任时曾有一部“专著”问世，书名标为《下级学》。据云此书公然赞许和鼓吹奴才思想，介绍并宣扬官场种种交易技术，专门传授下级如何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作不同应酬，下级如何拍马，如何吹捧迎合上级以换取将来的权力。当然，张二江及其《下级学》遭到文章作者的抨击和批判，也在情理之中，据说某权威媒体又将此书斥之为《奴才学》。
将《下级学》称为《奴才学》不仅很贴切而且一语中的，虽然在现实中“下级”并不全部等于奴才，但奴才来自“下级”却是基本事实。而且，大量今日之贪官，往往即昨日之奴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奴才与旧时代的奴才虽系一脉相承，但在内涵方面却并不完全一致。现代奴才也许会驾小车、懂洋文、会电脑，既可以是张二江一类的各级官员，也可能是知识分子或学校的教师，当然也可能是市井上引车贩浆之流；相反，一个家庭保姆、一个机构或一个小区的守门人却可能不是奴才。即使是旧时代的奴隶也不见得就是奴才，因为面对主子的淫威，有些奴隶也许会“装聋作哑”，有时还“又懒又笨”，甚至能“宁死不屈”。《红楼梦》里的晴雯，虽生为下贱但绝对不是奴才。也唯其如此，倘晴雯生活在今天，估计十有八九与贾宝玉一样不会当主子。
有趣的是，至少约在近20余年来，坊间还流传着另一本“奇书”，标题为《厚黑学》，那是指导奴才成为主子后如何在官场博弈的“学问”，其基本要义是当官最讲究脸皮要厚、心要黑。《下级学》与《厚黑学》并列甚称“姊妹篇”，前者研究如何当奴才，后者探讨怎样做主子，相互间存在着承上启下的内在逻辑联系。《厚黑学》成书在腐朽的大清王朝，当然毫不足怪，只是《下级学》竟问世于21世纪初的今天，这就很值得令人深思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还指出：张二江既心甘情愿地充当某些“上级”的奴才，又把自己当成其下属的主子，卑躬屈膝、狐假虎威的事都干过。在我看来如此对张二江的概括评价，不仅恰如其分，甚至有画龙点睛之妙。不过这其中似乎还存在两个对偶问题被淡化处理了：1.张二江在心甘情愿地充当“上级”奴才的时候，是否可以说那“上级”正是张二江的“主子”呢？2. 二江在将自己当成下属的“主子”时，又是否即意味着其下属即是二江的奴才呢？
当初二江的上下级领导同志们切勿误解，在下只是一介布衣，并无与领导同志们开玩笑的兴趣。有上即有下，有左即有右，我只是从一般常识出发就事论事而已。通常而言，今日之奴才成为明日主子与贪官的概率极大，而奴才一旦当上主子，往往比主子更像主子、也会更贪，其原因就在于如张二江这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出身，而且一旦遇到更“上级”的主子依然是奴才。所以，深谙奴才的心态，同时“下级”对奴才的供给又必将使主子在权力的专断滥用与寻租的道路上更加有恃无恐。大凡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主子，在“上级”面前必然是卑躬屈膝、丑态百出令人肉麻的奴才。如此看来，所谓“奴才思想”还需二江来“公然鼓吹宣扬”吗？
一年前报载河南省卢氏县由奴才与主子合演了一处闹剧，事情是这样的：县委书记杜保乾的继父去世，县里各乡镇、局委领导全来奔丧。表现最抢眼的竟是范某、张某、薛某三位乡镇党委书记。他们备好孝袍、孝帽，一下车即披孝带帽直奔灵堂大放悲声，比死者直系亲属更悲痛。下葬那天，范书记突然拨开众人扑在灵前，一口一声“亲爹”地嚎啕，任人怎么拉也不起来。直到杜保乾过来朝范的屁股上踢一脚，说：“我知道了，起来吧！”堂堂范书记才擦着眼泪鼻涕爬起来。紧接其后的张书记一看急了，也猛跨一步“扑通”跪倒，也是一口一声地哭起“亲爹”，依然是谁来劝都无效，最后还是杜保乾过来朝屁股上踢一脚，说：“起来吧，我知道了”，才意犹未尽地收泪止哭。眼看此形势急坏了一旁的薛书记，唯有责怪自己反应迟钝。按当地风俗下葬时还应有孝子打幡、捧盆，杜保乾正为一时未找到瓦盆而说了一句“美中不足”，话未落音这位薛书记迅即甩开大步走到杜保乾面前，前腿弓后退蹬地从怀里拽出瓦盆恭恭敬敬地奉上：“杜书记，盆——在——这——里——！”
难道说，那几位乡镇党委书记是因为学了《下级学》才懂得捕捉这样的交易机会的吗？恐怕不见得！也许这几个奴才倒确实需要认真学习钻研《下级学》，因为他们拍马溜须的嘴脸太露骨、太公开化、太无所顾忌，他们不懂得含蓄才是此道的高境界。不过，也可能他们是太迫不及待了。
二
说实在的，我无意从伦理的角度谴责这些现代的奴才。奴才不是人的天性，自利才是人的天性。奴才是特定制度与权力无约束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诚如许苏民先生所言，即是建立在身份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一种传统。说得规范点，是臣民型制度文化，说得直白些，即是奴才型制度文化。自古以来，人们常将多磕头少说话视为老成世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李莲英在西太后面前是奴才，在小太监面前却是主子；一个太监如此，其他大臣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凡有皇帝的时代，必然会有对太监的需求，对太监的需求和供给，绝对是与皇权统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同理，凡有独断专权的主子，必有对奴才的需求。高明的奴才其过人之处就在于面对重权在握的“上级”，能不露痕迹而又效率极高地阿谀逢迎，以至放弃自己的尊严、人格和自由。这种放弃是一种交易，也是一种投资。因为这种放弃有利于降低奴才在仕途进程中的全部交易成本，从而获得自己在远期所需的权力和收益最大化。
作为一种赤裸的交易其暗含的条件是：1. 交易必须能使“上级”和“下级”双方都带来预期收益；2. “下级”有足够的信心预期“上级”对自己许诺的履行，“下级”一旦发现“上级”没有诚信履行自己的许诺，则“下级”供给奴才的激励机制便会消散。所以一般情况下“上级”不会违约，原因是诚信与履行的结果是上下级的双赢。没有这样的诚信与履行，也就是没有对奴才的供给。张维迎教授是将诚信引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经济学家，他同意福山对中国社会所做出的信任缺乏的结论，但在奴才与主子之间的交易中，绝大多数的主子却能保持较高程度的诚信，这样一种现状不知是否已引起他的注意。
奴才与主子之间又存在着博弈关系。“上级”大权独揽的策略选择，会直接影响到“下级”逢迎拍马的策略选择，所以只有在上下级之间选择的相互作用下才会产生奴才。在一个组织或地方政府机构里，如果“上级”选择的是真民主制度，则“下级”绝不会出售自己的尊严与人格，原因是他搜索不到交易对象，而且当他观察到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约束，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交易动机了；相反，如果“上级”选择的是假民主真集权制度，凡决策权乃至话语权都按权力的级别高低来分配，则“下级”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或策略：一是面对权力垄断的主子争相献媚取悦、阿谀逢迎、卑躬屈膝当奴才成为理性的优势策略，目的在于换取远期的权力与收益最大。中国民间谚云“大丈夫能伸能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奴才哲学的阿Q式认可；另一种是坚持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不愿当奴才，虽有时可能在重压之下迫不得已放弃一部分自由与权利，但绝不出售自己的尊严与人格。这两种不同策略选择带来不同支付，前者支付必然大于零，其结果正是所谓春风得意、心想事成，不仅能升官晋级权力有加，货币收益也多于他人；后者则支付小于零，表现为办事处处不顺，交易成本上升，该晋升时也不能晋升，不仅主子看了心中不悦，就连主子身旁的奴才也看不惯这种愚蠢的傲气。
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使奴才的供应不会过剩，也使对奴才的需求不会过度，从而形成一种能自发调节的均衡。奴才不仅是上下级博弈的必然，又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在一个假民主真集权的环境里，环境会自然选择奴才，同时淘汰那些不愿出售尊严的人格独立者，从而在人的社会里形成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大凡奴才成群的地方政府机构或组织里，那里肯定有一个凌驾于众人头上的主子，那里所奉行的也必然是缺乏民主与自由的集权专制主义制度。一个社会或一个经济组织内，当奴才占据一定比例时，不仅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一天天地减少，对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也绝对是一种巨大的障碍。原因在于，奴才与主子正是M.奥尔森教授所指的“分利联盟”中的主要角色，不过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注意。
三
奴才型制度文化强调政治权力，并认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基础是人的意志和行为。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西欧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观念是所谓“君权神授”论，这与中国历代把皇帝视作“真命天子”的观念正好相符。“君权神授”的观念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后期希腊哲学的斯多葛学派，这种庸俗的哲学流派强调人世间的一切皆由“天命”或“宿命”所决定。作为犹太圣经的《旧约》同样深受此种意识形态的支配，所以后人将犹太圣经称为世界上的神教教义之母。
17世纪英国重要思想家 T.霍布斯推倒了“君权神授”论，并用权力的合约理论取而代之。霍布斯在客观上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他的初衷却是出于对权力专制主义的拥护和支持，其理论基础又是个人主义和合约论，并在不期然而然中抽掉了专制主义的法理基础，这体现了他所处的时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与冲突。在《列维坦》一书中，霍布斯认为人们在缺乏强权政府的情况下就等于处在一种无序的丛林法则中，相互间会出现无休止的争斗与掠夺，因此需要建立由政府统治的社会秩序，以结束人与人之间相互攻击和欺强凌弱的状态。同时为使此种社会约束获得巩固，又需要一个如同水族大王列维坦一样的权力拥有者，依靠对权力的有力控制以凌驾于公众头上发号施令。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奴才将会批量供给，整个社会的权力网络上大大小小的主子无一例外地不能缺少对奴才的需求。在我看来，多数情况下的第一代“列维坦”总是暴君，只要的权力的世袭制度被取消，往往第二代第三代“列维坦”就会出从原先的奴才中提拔而出。
到了17世纪末，霍布斯关于权力的合约理论被洛克的政府理论所取代。然而300余年来霍布斯的绝对权力观念在一些国家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更显稳固。中国有不少官员很难接受霍布斯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在权力观念方面却是很典型的霍布斯主义者，虽然他们未必知道霍布斯其人及《列维坦》这本书，但他们的权力统治意识及无视公众权利的专横观念却丝毫不逊色于霍布斯。可以断言，张二江们无论是作为主子，还是作为原先的奴才，都是特定制度文化下的产物，也是霍布斯权力专制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回光返照。正因如此，所以《下级学》即便被查禁，但《下级学》所崇尚的那种观念形态在今天的青少年一代中却仍有不容低估的市场。
J.洛克是崇尚人的自然权利，并提出对政府权力要进行分割与约束的伟大思想家。在这位辉格党人的思想领袖来看，公众“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所有权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自然权利或自然秩序，只是这些权利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由于具体规定与操作的不便而难以获得保障，个人也不可能孤立地实现自己的自然权利，所以才需要人们相互订立一个合约，这个合约就是政府。
根据洛克的理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政府官员或任何“上级”都不应是公众的主子，相反公众才是政府（合约）的委托人或真正的主人。政府是人民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被保存下来的，故公共权力应受宪制约束，政府及其各级官员只是公众在各级政府（合约）的代理人，最高权力属于委托人整体，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只能听命于委托人，而不能实施对委托人的控制与专断并凌驾于委托人之上。如此，则社会将不会形成对奴才的需求，“下级”也将失去出售尊严与人格以充当奴才的激励。在洛克意义上的社会结构里，有权利有资格防止代理人将公共权力堕落为专制性权力并走向滥用的，正是作为委托人的公众，这是通往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也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尚未被一些官员们所认同的公共知识。
近读《新闻周刊》上的记者专稿，悉知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法国访问期间，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1966年12月16日由联合国通过并供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又被称为《B公约》的国际公约其主旨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A公约》是指1966年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使个人权利免受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制和干预，其理论源头正是来自洛克的《政府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不久后《B公约》在我国的生效与推行，整个社会对奴才的需求将大幅下降。当然，如果官员们的权力垄断并未受到制度有效的约束与监督，如果“上级”们仍将自己视为公众的主子，则对奴才的需求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只要存在对奴才的需求，就必然会有对奴才的供给。因为说到底这是特定制度下上下级之间双赢的一种优势策略和选择，对现代奴才而言，也是一种理性的投资方式。
来源：[经济学消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