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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抢回来的题目。去年十二月，应周其仁教授邀请，到浙江的长兴县了解当地的“教育券” 改革。几天后，我们在杭州与张五常教授会合，大家谈到长兴，都颇为振奋。当时五常教授抽出万宝龙水笔，信手写下“长兴的教育革命”几个大字，准备以此为题写篇文章。可惜文章至今尚未出笼。我见在《南风窗》上谈妥的专栏一拖再拖，到了非开张不可的时候，而我又马上要再到长兴探访，便决定把这个题目抢过来，先替那里的教育改革呐喊两句。
“教育券制度（voucher system）”的概念，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60年代提出。内容很简单：政府应把资助教育的金钱，直接发到学生家长手上，再由家长自主选择学校。具体做法也不麻烦：政府把教育券发给家长，家长选定学校后，把教育券当作部分或全部学费交给学校，学校回头再凭教育券向政府兑换金钱。
而传统的做法，也就是美国、中国、还有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是政府把教育经费分发给学校，由学校向学生提供免费或部分免费的教育服务。这样一来，怪诞的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教材要统一，设备要统一，教学方法要统一，教师的评核要统一，而家长选择学校的标准，则往往只能是地段，甚至只能是电脑的抽签结果。虽然教育经费连年增长，但教育界的人才却在或明或暗地流失，教育质量却在相对或绝对地下降。这不是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的经验，而是所有地区、长期以来的实情。
不相信吗？换个角度试想，如果我们到餐厅吃饭的钱，都不是由我们自己直接支配，而是由政府分发到餐厅，再由餐厅向我们提供免费饮食的话，同样的怪诞现象，也会一连串地发生在饮食行业。是因为吃饭的钱拽在食客的手上，餐厅才会提供丰富的饮食来讨好食客。但教育经费由教育局发给学校，再由学校发给教师，那么教师首先要讨好的就是校长、进而是教育局，而不是家长和学生了。
长兴县是国内最早试行“教育券”改革的地区。他们的试验只是局部和近似的。从2002年开始，小学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以获得一张面额为200元的教育券，初中阶段的贫困生则是300元的教育券。去年共有3220名学生受益，涉及的款项达156万元。今年，雄心勃勃的教育当局，打算把试验推向普通高中。
是的，会有更多学生受惠，但也将撼动更多教师的利益。而这后者，正是我担心的。其仁和五常教授也都认为，事情发展下去，不可能像开始那么顺利。“教育券”在美国提出几十年，理论上广受接纳，而实际上甚难推行，原因就在于教师队伍的阻力。过去是老师选择学生，现在不仅要改为学生选择老师，而且要由向老师负责的教育部门推行，困难可想而知。
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很可能像美国那样，再过30年“教育券”也不成气候的困难。既得利益的教师队伍，会一代接一代地以种种理由反对这种转变，并促成政府在实施“教育券”的同时，附加各种出师有名的管制，最终使“教育券”的名存实亡，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没有理由过分乐观。但拿中国的情况跟美国的相比，要在美国施行“教育券”，有一个障碍大得多，那就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基本平稳，而公立学校教师的收入相当丰厚，因此现行制度几乎触动不得。而在中国，却还有一线曙光，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经费现在还很低，教育投资还有无可估量的增长空间。因此，只要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从增长的教育投资中取出部分，对因制度转变而遭受损失的教师给予补偿，就是完全可行的。
困难的是，如何给那些可能被淘汰的教师厘定其潜在的损失呢？我们怎么能确切地计算出，一个教师在旧制度下的潜在总收益是多少，在新制度下的潜在总收益是多少，两者的差额又是多少，得益者又应该拿出多少补贴那些损失者呢？如果不能得到实在的补偿，预料被淘汰的教师，显然会不遗余力地阻挠改革。而且，随着教育经费的增长，教师的既得利益增大，“教育券”改革的阻力也就增大。
怎么办？我领教过浙江省教育当局改革的勇气。当一位爱诉苦的与会教师，认为“教育券”改革缺乏政策依据时，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黄新茂老师回答：“凡是重大的改革都不会有政策依据；凡是有政策依据的都不是重大的改革。而试行‘教育券’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是的，有些困难得靠这种勇气来解决。
我对长兴“教育券”改革的进言：一，“教育券”的实施越简单越好，因为复杂的措施和附加的管制，会严重削弱“教育券”制度应有的激励作用；二，“教育券”实施越早越好，因为随着教育投资的增长，来自既得利益团体的阻力会增大，大得足以扼杀整个计划；三，应该设计适当的补偿机制，减少改革的阻力，将来回头看，今天付出的补偿，将是物超所值的；四，办一个象美国FreeToChoose.com那样的网站，向全中国介绍长兴的教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