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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郑作时 发自浙江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徐冠巨把发生在西班牙的温州鞋被烧事件看得很重，甚至重过了当前宏观调控对浙江民企的影响。
“宏观调控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一开始大家失去了一些机会，都有些情绪。但时间越长，这些机会背后可能存在的风险也就越明显地显示出来，情绪也就平静下来了。而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则将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现在正大规模进军海外的浙商的步伐。以前担心的无论倾销还是劣质货问题，都可以很快改进，但西班牙事件是当地民间情绪自下而上的反映，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徐所说的西班牙事件，指的是9月17日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切的中国温州鞋商仓库和货车被当地鞋商焚毁事件，约有价值800万元的货被毁。
“现在媒体上流行的‘西班牙这把火也许会把温州鞋烧出个世界名牌’的说法太过轻松了，这把火应该让我们好好总结一下中国企业、中国商品怎样走出去的大战略。这是需要时间仔细思考的，我们不应该把它简单化。”徐说。
祸起价格战？
20万人口的埃尔切是西班牙的制鞋中心。随着中国的开放，无孔不入的温州商人看上了这个鞋业客商云集的地方，开始了温州鞋征服欧洲的旅程。到2004年，当地的温州鞋店已经达到60多家。而与此同时，埃尔切本地的鞋业却日渐萧条，规模稍小的工厂和商店在温州商人的竞争下纷纷倒闭，主要原因就是温州鞋、乃至中国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屡试不爽的竞争利器—价格战。
“温州商人别无凭借，价格是我们取胜的法宝。”面对记者的提问，无论是打火机大王周大虎还是鞋业大王王振韬，都认为价格战并无错误。的确，温商们的创业经历就是靠着经营上的节俭和人力成本的优势，在对价格最敏感的轻工业产品领域先把国有企业拉下马，进而改变了很多小商品生产的世界格局。
周大虎清楚地记得打火机行业原来都是日韩企业的天下，他们生产的打火机价格都在200元人民币上下。温州商人们先是把价格扯下来一半，“此时日韩企业还能跟进”，周大虎说。但是温州人很快又把价格继续往下拉，50元、30元，“这时他们就跟不上了。”最后，一个精致的金属外壳打火机被温州商人们定位到一个日韩企业想也想不到的价格上，每只只有10元。
“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有看的份了。因为以他们的工资和消耗，即使技术再先进，价格也不可能到这个水平。于是大量的日韩打火机企业纷纷关门，温州成了全世界的打火机工厂。”
如果说打火机产业已经走完了这条路，那么温州皮鞋就是正走在这条路上。“在埃尔切，温州皮鞋是当地皮鞋价格的1/8到1/3，这样的价格是当地鞋商无法竞争的。虽然报上说当地倒闭的鞋商只有一部分，但我可以肯定，所有的鞋商都感到了重大威胁。”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峰说。
尽管有国外媒体分析，烧鞋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勤劳令习惯于享受家庭和朋友的休闲生活的西班牙人感到不满，但无疑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对变化感到的不安，是非理性情绪酝酿并蔓延的根本原因。文化冲突不过是一块遮羞布。
“中立”的西班牙警方
在温州鞋被烧前，埃尔切地方的气氛实际上已经很紧张，经常有人张贴反对中国鞋的标语，显然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当天埃尔切本地人的游行队伍到达中国鞋城时，温州商人们都用提前打烊的方式躲开了。当事鞋商陈九松的集装箱卡车恰好到达，成为这些游行者泄愤的对象，给他运货的卡车和他的仓库都被放了火，巨大的损失使陈九松一度精神失常。
不仅如此，在9月17日之后，埃尔切当地还陆续爆发了一些游行，甚至还有人想向中国鞋城里扔燃烧物。这已经不能用偶发事件来解释了。
“这显然是有组织的，而且是得到了当地很多人的同情。”曾经在外企长期担任中高级职务的俞雷分析道，“从事件过程中看不出当地的中国商人有什么对应之策，当地政府的反应表明双方在事前非常缺乏沟通。如果在华的外企碰到类似情形，一般都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因为事前已经做过比较完善的沟通。”
“进入中国的外企无论大小，都很注意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当然政府官员也比较乐于与外商沟通。另外，外商通常会组建或委托一些中介机构，比如中国市场上假冒外企的产品比较多时，一些大的外企就牵头组织了打假协会。而在西班牙事件中，看不出有类似的组织发挥作用。”俞雷说。
而徐冠巨认为海外华商的中介组织缺乏是因为国内此类组织功能的缺失造成的。“就表面上看，国内有很多企业中介组织。但是大量的中介组织都是政府权力的附属，在国内它们的问题都很致命：一是成员会费收不上来，二是协会开会成员都不到场。国内这种现状，也就不可能提供好的经验带到海外。”
“贸易还是要实力在背后支持的。”俞雷说，“没有国家实力，单个企业若碰上仇视势力就很难办。之所以欧美企业能够到全世界做生意，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在全球都有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以前甚至可能是不讲道理的，因为贸易可能会引起战争。到现在这种影响力至少可以保持他们的生意人在其他国家得到公正待遇。”
“埃尔切烧鞋事件后，在西班牙的温州商人普遍感到不安全，因为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9月17日的事件中，西班牙警察完全‘中立’的态度就使我们感到很紧张。”朱峰说，“当然我们很感谢政府在事后所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驻西班牙使馆就采取了很多相应的措施，我们相信中国政府保护海外华商利益的动作将会越来越强。”
但徐冠巨认为，在这件事上，完全指望政府保护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我也是一个企业主，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政府出面是一个方面，但企业要更多地从自身来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应当如何融入当地环境？”
走出去，融进去
要融入当地环境，对中国企业来说，首先是一个协调问题。面对温州鞋有无可能走出低价取胜的可能时，几乎所有的温州商人都回答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简单，如果温州这边一双鞋生产的成本是10块钱上下，那么在欧洲大量的温州鞋就都会在三四欧元上下。”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说，“哪怕现有企业协调好把价格提高到10欧元，那它们损失的只是自己的市场，肯定会有更多的企业以三四欧元的价格涌进鞋业市场，这是简单的经济学道理。只有真正创出了品牌的企业才有涨价的空间，但创品牌是一条很长的路。”
“你看看现在中国的进出口，我们出口的商品，像皮鞋、打火机、服装、小五金，这些东西背后，一个是劳力，一个是资源；而我们进口的是电影、电脑、手机、飞机，甚至别人还就在你这里生产，你只是进口了他的管理和技术。我们节俭，抠工人的工资成本、抠买环保设备的钱、抠工人和老板自己的业余时间、消耗比率很高的能源，最后用低价格卖出去，让人家说我们倾销，甚至商品还要被烧掉，这值不值呢？”徐冠巨的语气有些沉重。
“近年来，中国货在海外‘价格便宜’的形象不是在减弱，而是日益加强。要走出这样的形象，对这把火的反思就不能停留在仅仅要求政府保护海外华商利益上。”徐冠巨说，“为什么我们一提到德国货就觉得精密、买法国货就有浪漫的感觉、买英国货就有尊贵的感觉？这甚至不是品牌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它的公民的长期教育和对外宣传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过于市场化，因为涉及国家形象，那就需要国家干预。”
如果国家要搞让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从宏观上由政府来做这个协调者是有可能的。徐冠巨认为现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干预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说由海关来协调，过于便宜的垃圾货不能让它出去。这也是有过教训的，当年中俄边贸市场打开后，质量低劣的中国商品的冲击使中国货的声誉严重受损，最后市场被做坏了。”
对此，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坚持从另一角度分析。“几乎在所有地方，温州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史晋川说，“正是这个遍布于全世界的圈子，使温州货能够很快进入各地市场，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圈子，温州货在全世界都处于一个与当地不太融合的情况下。中国人对外人的信任程度普遍较低，温州人是一个典型。”
“我现在比较关注浙江义乌。这也是一个把中国商品大量推向世界并从中受益的典型地区，不过它与温州模式有很大不同。义乌商人也走出去，但他们更多停留在批发环节上，把流通环节让给老外来做，其实就是把利润空间的相当部分出让给当地商人。义乌的走出去战略累积到现在，已经有近万名外国商人长期停留在本地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做生意。把末端让给当地商人的做法，显然会在融入当地方面更有优势。现实地看，中国商品要迅速进入世界市场，让利给当地以回避诸多矛盾，在现阶段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