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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业内专家估计，流动于温州、台州的民间资本有3000亿！银根全面紧缩，民营企业资金吃紧，催生了作为草根金融的地下借贷的繁荣。
自今年4月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以来，温州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元左右，这样算来，到10月已经递减逾100亿元。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出温州的银行——这打破了连续10年来温州存款余额月月上升的纪录。
窥一斑而知全豹。
有关“宏观调控”令中国企业陷入艰难境地的抱怨声正变得激烈而公开，民营企业为无法获得足够的营运资金而被搅得心烦意乱。
于是，地下钱庄生意兴隆，典当行也卷土重来。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7月末，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1.4万亿元，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当月增加461亿元，同比少增456亿元。在此前的上半年，居民储蓄存款增加1.02万亿元，同比少增522亿元。居民储蓄存款增幅，已经由年初1月末20.5%下降到7月末15.9%。前7个月的居民储蓄存款，同比去年少增近1000亿元。
但同时，据业内专家估计，流动于温州、台州的民间资本有3000亿！银根全面紧缩，民营企业资金吃紧，催生了作为草根金融的地下借贷的繁荣。
格局和现状
“要我把钱存在银行里，简直是开玩笑，1%不到的利率，还要交税，而地下钱庄大额存款利息现在7厘到11厘，我们这里不少人都把银行里的钱提出来了。”温州乐清一位从事电器配件加工的小业主说，他算了笔账：银行5年期存款扣除利息税的月利还不到2厘，就算农信社存款比银行高30%，也不到3厘，而现在自己放贷月利有10—12厘，况且这个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
其实，有他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银行存款的低利率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已经有销蚀本金的危险，而从普遍的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贷款利息是银行的1.5倍，所以很显然，从银行抽逃的大批资金和预期储蓄都在参与体制外的“循环”中逐利去了。
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04年第3季度城镇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72%的居民认为存款利率偏低；26.75%的居民“近3个月收入完全没有用于储蓄”，该数据比上季度增加13.25个百分点，已连续两个季度增加；城镇居民家庭投入企业集资和民间借贷等领域的资金占22.75%，连续两个季度上升，份额仅次于储蓄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支行曾经作过的调查显示，约有83.3%的农户都曾经有过民间借贷活动，温州市民间借贷的“盘子”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
除了用于借贷，这些流动于民间的资本甚至流向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控制领域，包括小钢材、小水泥和房地产项目的投资。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向《环球财经》介绍，2000年他去安徽等地调查民间借贷的情况时，民间借贷当时的月息是1分到2分，那么年息就是12%到20%，而银行的贷款年息是5%，比银行高出很多。但问题是从银行根本贷不到钱，而且由于大银行太大，对于小额度的借贷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精力进行管理、跟踪，所以，大银行不可能实现小银行的贷款功能。那么中小企业贷款资金来源从哪来呢？如果这些中小企业预计能赚30%，还给钱庄20%，自己还能剩余10%。现在月息已经涨到4分、5分，更有赚头了。因而民间借贷的火爆在意料之中。
除了利息差价带来的资本冲动，目前民间金融机构的缺失也是导致民间借贷火爆的另一个因素。拿浙江目前民间金融机构来说，现在“合法”的金融机构就剩下农村信用社这一种形式了，而借贷的“高门槛”使民间对于资金的大量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与地下汇兑集中在深圳、香港地区不同，目前的中国，活跃的民间借贷几乎无法以区域性分布的特征来划分。因为，无论是经济发达、市场经济发展充分的东部沿海地区，如江浙、福建、广东的各种“钱会”，还是内陆省份，如东北的“对缝”业务，陕西、山西的各种“基金”，草根金融都凭借其打压不倒的力量以地下的方式生存着，并繁盛着。
然而，今天这样的格局带来了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民间借贷的过度活跃将带来两个不安定后果：
一是由于无法有效评估民间资本的信用，地下钱庄又处于监管的“盲区”，所以民间资本抗风险的能力很差，一旦外力施加于其上，很可能会灰飞烟灭，进而损害多数储户的利益。发生在6月份的浙江三魁典当行遭查封清退即是一个例子。当地一位企业家说出了心声：“就怕政府彻底打击民间借贷，贷存款两线一崩溃，我的存款就可能拿不全了”。
二是资金的体制外流动又给炒房资金加了一个砝码，从而使政府决策的依据失真，甚至进一步导致宏观调控失灵。
究竟什么样的模式才能正确引导这场来自于民间的巨大力量？探寻一条具有共性的高效之路是当务之急。
温州模式
有“老板之都”美誉的温州，对资本的敏感度历来都是极高的，其民间借贷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温州模式”印记。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张军一直关注温州的民间借贷。他把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为了解决温州众多民营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出现了地下钱庄和各种钱会，如“摇会”或“台会”，资金规模比较大，但控制范围一般不超出一个乡镇，用道德约束信誉，防范了资金风险。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中后期至今，温州民间金融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主要职能不再为民营企业的资金短缺服务，而是演变成了各种基金会。
张军去年在苍南县调查时发现，这种基金会当地叫互助会，规模很小，一般是5—7个人，总资金最高不超过3万元。
那么互助会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资助那些家庭困难或临时急需钱用的人，并不把牟利作为第一目标。互助会的发起人叫会首，可以无偿使用资金。一般“会首”家庭都很困难，先把亲戚找来入会，因为作为亲属，本来他可以向这些亲属们去借钱，但“会首”不愿意这么做，他让亲戚们入会，完全商业化的运作，这样关系比较简单。然后按照约定的利息标的高低来决定使用的顺序，一般不超过一年就会返还本金。这种彻底“互助”性质的组织不再以逐利作为唯一目标，却同时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
那么温州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的融资是怎么解决的呢？
根据今年7月份在温州的一份调查报告，这里中型以上的企业主要通过自有资金解决企业的再发展问题，因为这些企业都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了，手中的现金流充足，基本不受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影响。
而那些小型企业，特别是那些刚成立不久成长型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任何一个熟悉温州民间资本的生存方式的人都知道，这些企业的融资主要依托于企业内部的调剂，比如成立一些行会或商会，资金在企业家内部就可以解决了。比如中瑞、中驰财团，就是民企组成的财团，通过有组织的方式，实现融资的需要。
今天，温州民间融资的主要形式是直接借贷，多用于个人或民企、工商户的周转需要，这种放贷主要在熟人之间进行，中间没有“掮客”收取佣金。个人之间的借贷，金额小，利率也较低，而放给企业做流动资金使用的借贷，利率较高，称为高利贷。目前，乐清的民间利率大约在10‰左右。
另外，在浙江还有1000多家民营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就是为中小企业做担保、抵押的。有人说民营企业越发达，融资的渠道越多，资金的问题就越容易解决。
来自温州草根金融的声音是，这些民间金融并不奢望国家的“特殊”政策，他们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只要求有个“合法”化的身份。
事实上，如何让“舞动”于地下的资本早一天出现在监管的目光之下，决策层并没有忽视他们的声音。
肩负“企业内部资金调剂”功能的中瑞、中驰财团身份早在今年6月间已经获得官方的认可。但随着近期坊间传出的财团高层经理人相继离任的消息，人们对这种有行政干预的“变身”不免有了种种猜疑。
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对于资本同样程度的渴求是怎么满足的呢？
茅于轼模式
1993年9月，茅于轼在太行山腹地的山西省龙水头村开始了他的民间金融试验。
他的基本思路是民间金融必须要赚钱，要办成赢利性的。即使小额贷款也要最终做成赢利的。
他成立了龙水头村扶贫基金会。最初只有自己捐赠的500元，后来雪球越滚越大，除了当地村民，他主要把“城里人”发动起来，捐资或者入股，2001年，茅于轼在附近的湍水头村和小寨上，又成立了“湍水头扶贫会”和“小寨上扶贫基金会”。现在，茅于轼告诉《环球财经》，基金总额已经有70万元。基金运作良好，村民借贷后的归还率基本是100%。
这笔基金年息是12%。也就是说这些钱都不是无偿捐赠，而是借给龙水头村民的，出资人每年能得到6%的利息回报，高于同期国有银行存款利息。从经济上说，基金会是赢利的，因为目前存贷都很活跃，也验证了茅于轼“以城里人的钱留住农村人的钱”的设想。
据记者了解，受水龙头村扶贫基金的启发，最近，茅于轼又成立了一个注册资金为800万元的“新扶贫基金会”，据说，这个新扶贫基金会初期要动用至少1000万元进行日常运作，在全国先选几个地点进行小额贷款的试点，听说，新基金会要挂靠在国家扶贫办的名下，这回扶贫基金终于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
以“扶贫”为重点的基金，和以中小企业融资为目标的借贷，虽然初衷不同，但结果却是趋同的：资本实现赢利。反过来，如果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成立“扶贫”基金显然是文不对题，而在落后的西部要每家动辄掏很多钱“入会”更不现实，如此一来，无论温州模式还是茅于轼模式都有其生存的土壤，但这种“地下”状态依然让人吃不着定心丸——说不定国家的一次打击或者整顿就会让很多人的心血毁于一旦。
有没有更好的模式？草根金融如何实现生存突围？专家们纷纷开出了药方。
完美的出路在哪里
让民间金融尽快“合法化”，正在为草根金融的生存突围营造了广泛的舆论氛围。从现有的法律看，国家保护的基本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并没有针对民间融资的法规。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非金融机构也不得经营金融业务。”
提出让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张汉亚先生，其理由是，中国目前缺乏一个完整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系统。大银行太大，无法顾及中小企业的贷款；而小银行又太少，现在据说有110个中等银行，叫城市商业银行，但远远满足不了目前的需求，而每天各种经济活动却大量进行。目前全国的资金量也非常巨大，按说这样的资金量，经济应该更快地发展，但是，因为缺少一个完整的银行体系，造成资金在社会中的流通不畅，也就是说资金利用率非常低。目前中国银行的管理体制也还需要改革。中国的银行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这往往阻碍了资金的顺畅流通。
“中国在基层有很大的金融空白，如何弥补就是建立一些小银行和允许一些地下钱庄浮出水面，让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事实也证明，有这些弥补的地区，资金利用率也高。”张汉亚说。
在国外，只要具备经营条件、经营能力、按照有关法律合法经营的金融机构就是合法的。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就是靠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因为这种依法建立的民间金融机构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可以有效地调节资金余缺。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认为，银行改革方向有两个：一是放开民间金融。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基层分支机构脱离并且民营化。这样就缩短了国有商业银行管理的链条，对银行运行有很大好处。
学界的呼吁和当地政府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令民间金融“浮出水面”的道路上又少了些障碍，但放开手脚后的民间金融会长成什么模样呢？
中瑞、中驰财团已经成立好几个月了，但随即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财团更像是带有资本经营性质的投资公司，而不是什么纯粹的金融企业。几家大的民营企业强强联合，把企业现有资产组合在一起，跨越原来各自企业的经营范围，共同开拓新的市场，是企业经营走向更大范围的一种方式，也是为了得到更多金融支持，其目的指向不是或不能是单纯的搞金融。这，的确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似乎关联不大。
那么，完美的金融模式又是什么呢？
被称为“民营银行第一人”的徐滇庆主张建设民营银行，他的设计是：执行股份制，最大股东不超过8%，资金来源民企自己凑，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也可以进来，先在社区中长大，为民众和民企服务。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军建议，让民间金融参股商业银行；或者在制度上成立可以天天见面的微型银行。“因为越是小型银行，抗风险的能力越强。”
然而反对的声音几乎同时出现，“尽管这些小银行的资产质量非常优良，但一场挤兑就能够让这些优势顷刻间化为乌有。因为这些银行太小，资金太少。‘民营’就意味着没有政府信用做担保，遇到挤兑不应该由财政来出面解救。”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一位处长面对媒体曾这样忧心忡忡地说，“如此下去，民营银行非但不能让政府从经营中走出来，还会出现赚钱的时候私人老板得利、赔钱的时候政府买单的局面。这是滋生官商勾结的不良环境。”
先不说民营银行这个新生儿刚一出生便已经面临的重重隐患，就是民营银行本身也有自己的算盘。当初设立民营银行时，人们更多是期待其能解决众多中小民企融资难的问题。但实际上，无论是官方背景浓厚的民生银行，还是与徐的设计目标相契合的浙商行，它们现在的业务重点却依然是大中型企业。——这其实又偏离了民营银行设计的初衷。
难道民间资本一沾官方金融体系就不灵？可是放手民间资本，任其自生自灭又如何呢？
综观近年来历次民间金融风险，其爆发具有一种周期性，往往与国家宏观调控紧密联系。国家银根放松，民间借贷逐渐收缩；国家收紧银根，各类民营企业难以从银行得到资金支持，被迫把目光转向民间，各类民间的合法、非法金融机构就渐渐苏醒并逐步活跃起来，在监管的视线之外，再加上部分的黑社会背景，难免违规操作，直到被查处，身后留下一大堆的问题、一个烂摊子。
有关统计显示，今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出台后，温州民间借贷的发生额和利率重新走高，到7月份比例从去年底的6%回升至10%，其监管和风险防范也再次成为一个紧迫话题。
如何有效整合草根金融并激发其最大潜能，看来并不是仅仅让其“合法化”那样的简单。民间金融的生存突围显得那么举步维艰。
业内专家认为，民间金融的出现是市场化发展的结果，能够推动中国金融政策的改革，当务之急是给这些民间金融生存的空间，要用法制的手段去规范它，开放市场，建立法律制度，而不要用行政手段去打压它，防止它出现混乱，不要等问题出来了再去解决它。
其实真正的监管部门，银监会也好，人民银行也好，其监管能力都是有限的。小银行不是没有生存的可能，关键是要有一套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
张汉亚建议，首先是确立明确的规章制度，首先就是政府如何规范，如何从管理的角度对它进行管理，既让它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又让它不能违法，不引起混乱，这就需要政府设定相应的游戏规则，比如说民间融资法，民间金融机构组成法等，让社会资金发挥最大效用，优化资金配置。
在美国，有专门的存款保险可以保障中小储户在所有银行中的存款安全。银行为存进自己银行的存款购买存款保险，一旦银行破产，就由保险公司赔付给中小储户存款，这样中小储户不用担心银行破产，也就不太可能跑去银行挤兑了。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存款保险制度。
草根金融的“完美化”要从哪些方面着手？草根金融从什么地方找到突破口实现彻底的突围？这恐怕还需要假以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