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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在由北京金融街商会、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共同主办的“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问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回顾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历程，就当前争论较为突出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发表了看法，对下一步改革思路提出建议。
杜润生：国企改革经历了曲折过程
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搞了一些国有企业，这是应该肯定的，任何国家都有公有事业，都需要为社会提供一些公共产品，解决一些一般的民间投资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60年代过早地消灭了私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样划分社会的产权结构过于简单，结果造成了短缺经济，什么都靠票来解决。可以说，现在的问题都是那时候遗留下来的。
国有企业毛病很多。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一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是所有者不到位，是“全民所无”。二是由国家统筹盈亏，盈了上交，输了国家全包，没有预算的约束。三是委托代理关系不清，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不公平，个别的人，还想监守自盗。
所以，必须进行国有企业改革。
国企改革重要的是产权改革，包括几部分：一是把产权转移出去，卖出去。二是把资本社会化，股份公司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就启动了改革，原来的计划是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然后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但是农村问题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太复杂，就先提出暂停存量改革，实行增量改革，增量改革就是要发展非国有企业。这么一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就有了引进外资，就恢复了私有经济，私有经济占ＧＤＰ的比重到了40％－50％。这为我们90年代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中央当时的一个决策，但是这个决策是有代价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了，滞后于其他领域的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就表现出来了，和跨国公司的经营较量，我们处于一种软弱被动的地位。
改革国有企业，首先要解决人太多的问题。以前提出过一个口号：“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搞得企业非常大，后来就需要瘦身，需要减员增效。但这个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农民要向城市转移，因此要发展非公有经济，发展民营经济，或者叫做中小企业的经济，提供一些就业岗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两难的困境。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搞得太迟了，现在感觉这个问题提得太晚了。
党的十六大以后提出来国有经济的重组，实行抓大放小。抓大放小的意思就是把小的要卖出去，把产权转移出去，现在中小企业已经转移了90％，是有成绩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制的企业现在已经从23万减少到15万了，减少了40％左右，但是利润增加了，利润从213亿元，提高到4950亿元，增加了22倍。国有资产也在增加，从15万亿左右增加到19万亿，将近20万亿了，净资产从5200万亿增加到8430万亿元。
萧灼基：国企改革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国企改革有没有时间表？国有企业改革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开始，经过了28年，到现在还基本没有完成。最近理论界在研究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很多人提出不能说到十一五结束时国企改革就基本到位。现在的情况是，每一年有关部门都说我们今年国企改革有新措施、新思维、新办法，但是每年的新办法都是一带而过。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企改革还没有明确时间表。
第二，国企改革如何定位？国家所有制究竟怎样定位？过去的定位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动摇。既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那就不仅不能改，而且还要巩固。如果是这样定位的话，国企改革就很难进行了。现在有人认为国企改革是资源配置的需要。中央文件提出来国有企业有三种类型，这三类企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资源垄断，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那么，什么叫关系国家安全的企业？银行、金融业关系到国家的金融安全，算不算国有企业？再有就是抓大放小，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印钞厂很小，但是要国家掌握的。理论上可以说清楚，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很困难。有人说国退民进，就是要搞私有化，有进有退，哪些行业要退？有些竞争性行业要退，是不是银行也要退？这些问题都没有定位。如果定位搞不清楚的话，改革起来就非常困难。现在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决定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
第三，国企改革最难改的是什么？就是国有经济的官本位，我们的国有经济是有级别的。我们的国有经济的官员都有级别，这个官本位使得很多人不愿意改，特别是领导级别的不愿意改。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国有经济还停留在搞顶戴花翎的时代。因此一些领导就不太在意怎么改，而在意我的权有多大，我的官有多大。所以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要改掉官本位。现在一家垄断、一股独大的企业很多。金融企业就是一家垄断、一股独大，有些国有银行虽然是改制了，但是还是一家独大，它里边国有占绝大多数，其他的股民哪怕是反对也没有作用。在国家垄断、国家一股独大的情况下，要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杨启先：国企改革，按既定方针办
国企改革仍然是我们现在改革当中最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改革滞后有很多方面，但是滞后的方面往往跟国企改革不到位不彻底有关系。像金融改革现在就非常困难，但是拉金融改革后腿的就是国有企业，因为呆账、坏账都是国有企业形成的。所以，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推进改革的关键问题。
国有企业怎么改革？我认为还要稳中求。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推进产权改革。改革开放以前就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90年代经过了一场争论，最后仍没有解决问题。80年代争论的是搞活企业，从1983年、1984年开始就争论究竟是走股份制还是走承包制的路子，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到90年代以后又争论国有企业改革究竟是搞制度创新，还是搞加强管理，又搞了十来年，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现在争论就是究竟搞职业经理人的制度，还是搞产权改革。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争，因为在产权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根本就搞不起来，搞起来也是假的。所以国企改革，还是按照中央的决定办。
唐宗琨：充满波折的国企改革
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究竟是因为我们国有产权制度改革造成的，还是因为脱离了改革造成的。我想了八点，题目叫波折的国企改革。
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现在对国有企业和国有产权制度要不要改革，竟然还有人提出质疑，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二，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其实早已不是新问题，而且把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归结为国有改革产权转让交易也不是什么新观点，至少十年前就有人持这种观点。
三，1994年我们调查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若干典型案例，这些企业都还是尚未改制的国有企业，没有上市公司，那个时候上市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控股权的案例才刚出现一两个，我们没有研究这些案例，我们是实地调查的。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国有企业产权交易所确实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而且这种流失也存在于产权合法转让的过程中间，但是流失的根源并不在于产权转让或者交易本身。同时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不仅仅是产权交易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流失的渠道还很多。再有产权转让交易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是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二是国有产权立法缺失，三是市场发育不完全，四是国有经济重组战略错位。而其中根本的就是制度缺陷和立法的缺失。所以从根本上说，正应该推进国有产权立法进程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不过从当时的政策环境看来，对国有产权的制度改革和立法精神暂时还难有作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上面讲的制度、立法、战略和市场这四个环节上，应从立法着手。
四，应该承认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或者国有产权交易所的法律缺失是确实存在的，这个并不是现在的新发现，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市场体制的若干问题决定以前，经济学家对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改革和国有资产的运作程序已经做出相当成功的研究成果。应该说1993年的决定吸收了其中的部分成果，尽管还有不少成果并没有被吸纳，但是这个决定终究是肯定了要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出要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探索合理的途径，加强中央和省自治区各级政府的管理机构。当时就提出对国有资产流失要高度重视。问题是1993年决定之后总体上并没有执行这个决定。就连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来已经起动的国有资产法立法进程也停止了。
五，上世纪90年代在没有立法约束的情况下，还大量下放产权，各届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名义上没有处理权，实际上都在处置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1998年还在稍微授权经营的名义下，直接将处置权下放到企业集团。这样就乱了套，使得企业集团里边，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职能都掌握在集团公司经营者手里，集团公司和下属企业的经营权都集中在同一批人手里。这就是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长期大量占有和挥霍的根源。
六，产权转让和交易中，关于国有资产有没有流失的判断，不存在一个决定量的标准。现在国资委规定了把企业净资产值作为一个底线，来判断是不是流失。我觉得从经济学上来看，这个不能成为衡量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标准。首先，国有资产在交易中是不是流失，要看卖方和买方之间的竞争；其次，看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值，应包含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时候通过高价发行股票从股东那里圈来的钱。2001年公布的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方案，还想按照二级市场流通的市价来减持国有股，结果股市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这个方案不得不叫停，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方案是公然掏老百姓的腰包。
七，我对国有企业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双层的改革，国有企业不能单纯就企业层面进行改革，必须在两个层面上同时进行改革，企业层面的公司化改革和国有资本层面的法律化改革。这双层改革必须同时进行。而且重点恰恰是在国有资本层面的法律化过程，没有这个改革，企业层面的公司化改革也不可能成功。我们知道缺乏法律约束的行政权力会制造腐败。
邱兆祥：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
关于实行国有化或者私有化，长期以来，一直是欧美国家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传统认为，产权安排在公司治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产权归属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在产权从公有到私有的过程当中，企业的激励机制和治理机制就可以改善，企业效益也会提高。产权论者提出，通过变换产权来改善企业管理机制，实现企业私有化。但是这种理论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受到质疑，首先对这种理论提出质疑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他们通过对英国企业经营成果的研究发现，靠产权驱动经营者，必须以充分和公平的竞争为前提，而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方式以及内在的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的经营更有效率。超产权论者认为，产权只是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机制，但是这种改变并不能保证企业的利润一定提高。俄罗斯在市场竞争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造成了企业效益普遍下降。中国的许多国企改制没有带来原来的效益。
综合起来看，国企问题并不单纯是进行产权改革和进行股份制改造所能解决的。国内有些学者认为，现在国企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由单一的产权带来的，他们认为抓好了产权改革，和进行一些单纯的产权制度改革，现在的问题就能解决。有些学者提出要进行国企民营化的改制。国有企业几十年来搞不好，而私企老板短时间就能救活？如果私有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为什么美国每年还有许多私营企业破产之后重组呢？俄罗斯推进私有化的初衷是克服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然而在私有化以后，至今私有化的企业并没有显示出更好的效率，在很多领域还不如原来的国企。其实国企老总当中也有经营行家，只是由于经营体制的关系，我们疏忽了他们，私企老板中尽管有不少的优秀企业家，他们的贡献应该受到尊重和承认，但是私企老板当中也有一些行为不端的人。
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二十年，成效很显著，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改革的关键。要提高竞争力，实现国企改革的成功，必须把公司的治理视为最重要的改革步骤。产权制度改革虽然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绕过的一道难关，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促进治理结构的根本转变，实行纯粹的商业化经营。截止2003年底，我们的国企资产已经达到19．7万亿元，涉及19．7万亿元的国企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深水区，需要架桥过河。如果说国企改革的初期我们没有经验，但现在国企改革就应当更加规范有序，在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法律规范下有序进行。不改制，国有企业效益低下；而盲目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就会造成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加大贫富差距，最终葬送改革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