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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马凯
去年以来，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央作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对于这次宏观调控，在启动伊始就一直众说纷纭，这种争论既来自国内，也来自海外，既来自经济理论界，也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现在认识逐渐趋向统一，但仍有不少不同看法。为什么对这次宏观调控的认识，要比历次宏观调控争论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主要是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人们的认识对象即经济运行本身比过去复杂得多；同时，这次宏观调控是在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处在苗头性、倾向性状况时提出来的，这较之矛盾充分暴露后统一认识要相对难一些。从主观上讲，与不同机构、个人占有的信息量不同，分析问题的思维框架不同，以及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同有关。下面，我仅就议论较多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这次宏观调控究竟有没有必要
去年开始实施宏观调控时，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上升期，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等一些行业快速增长，是有市场需求支撑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投资、信贷增幅高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现在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出现一些重复建设，市场会自动调节，不需要政府主动进行调控。因此，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种过度反应，是对市场经济的一次信任危机。对于这次宏观调控究竟有没有必要这个问题，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概括，包括了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两者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
从实践上看，经济运行中逐步凸显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表明，已到了非加强宏观调控不可的时候。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应该说有其客观必然性。主要是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投资增多并趋于活跃，加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外一些产业加速向我国转移，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难免泥沙俱下，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问题逐步凸显。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度减少。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5万亿元，增长26.7%，今年一季度又增长43%.尤其是部分行业投资增势强劲，结构矛盾突出。去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92.6%和121.9%，今年一季度又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更为严重的是，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并没有改善。不仅已经关闭的小钢厂恢复生产，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项目。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情况，与钢铁行业的情况类似。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经济运行就会起“波澜”。1988-1989年、1993-1994年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次也不例外。特别是，投资膨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猛，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是投资膨胀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二者互为因果，互相推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去年上半年增长率已达20.8%，同比加快6.1个百分点，新增贷款1.78万亿元，已接近上年全年新增贷款总额。今年一季度M2同比又增长19.2%.二是投资膨胀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高耗能产业增长过快，使电力供求矛盾突出。尽管去年电力生产增长15.5%，是从未有的高水平，但仍满足不了需求过快增长的需要，拉闸限电的省份不断增多。煤炭特别是电煤供应日趋紧张，今年一季度直供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远远低于正常水平。铁路运输压力加大，去年四季度以来请车满足率大幅下降。船舶和沿海港口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运力紧张及压船压港情况。三是投资膨胀、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必然拉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涨幅2002年11月由负转正后，一路攀升，去年12月同比涨幅已达13%，今年一季度同比又上涨14.8%.基础价格上涨，如不采取措施，早晚会传导到最终产品。
总之，去年以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逐渐显现，并呈日益蔓延之势，有的问题已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长期企盼的、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正如中央强调的那样，如果任凭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发展下去，势必使资源和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势必加剧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势必出现大量生产能力过剩，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势必导致企业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呆坏账增多，最终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经济恢复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
（二）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及时的
对这次宏观调控，也有人说动手晚了。事实是，见事快、动手早，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然，是这次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也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
去年一季度开始，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就初露端倪，中央及时察觉到问题发展下去的严重性。在分析一季度形势的基础上，中央明确提出，一手抓抗击非典，一手抓发展经济。在经济工作方面，明确指出，“某些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情况有所加剧”，“过度投资中很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已引起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长偏快”。“这些问题总体上看还是局部的、苗头性的，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此，提出了一些优化投资结构、制止盲目重复建设的政策。这一阶段，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微调措施。
非典以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出来，中央高度重视。在中央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再三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大量事实说明必须对苗头性和局部性问题采取果断措施，努力加以解决，防止演变为全局性问题。按照中央部署，实施了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清理整顿开发区和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等调控措施。
今年的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并对如何搞好宏观调控作了部署。“两会”以后，为了防止局部性问题的扩大，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明确了宏观调控要坚持“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强调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相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控制信贷货币供应总量，严格土地管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回顾一年多的实践，说明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运行出现苗头性、局部性问题时，就果断决策，及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进行主动调控，才使这次宏观调控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见效相对较快。
（三）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
对于这次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有人认为，走的是“老路子”，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这次宏观调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新阶段进行的，中央制定的调控措施、采取的调控方式，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并且多次强调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十分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信贷手段的运用上，重点从源头上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加强和改善信贷管理，加强窗口指导。中国人民银行去年4月开始连续18周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对冲投放的基础货币；6月份出台了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措施；从去年8月至今年4月间的不足8个月时间里，两次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并扩大了再贷款浮息范围；同时和银监会共同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进行风险提示。今年5月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结合，强化对投资膨胀行业的信贷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日前，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
在投资手段的运用上，重点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严格市场准入。为了遏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势头，去年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公布了钢铁、电解铝、水泥、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的市场准入暂行标准，同时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对上述行业进行总量控制，扶优限劣。与此同时，还积极调整长期建设国债的投资结构，加强了农业、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
在价格杠杆的运用上，重点突出价格信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在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的同时，宣布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国家对某些粮食品种公布的“最低收购价”，实际上起着一种“标杆”的作用：当市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时，按市场价格收购；一旦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政府粮食储备机构开始入市收购，通过增加对市场的需求，拉动市场价格重新回到最低收购价格以上，这是一种经济手段和间接调控的办法。这个价格信号一发出，使种粮农民吃了“定心丸”，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针对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去年以来，在全国普遍推行峰谷电价制度，对22个省份的峰谷分时电价办法进行了修订，扩大了执行峰谷电价的用户范围，拉大了峰谷价差。为了缓解电力供求矛盾，抑制部分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今年6月份又提高了电价，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在重要商品总量平衡上，重点加强物资储备调节和进出口调节。针对近年来粮食连续减产、当年供求缺口较大、价格上涨较快的问题，去年下半年开始，及时开展粮源的组织、调运和进出口调节工作，尤其是加强东北地区的粮食调运，增加市场供应，平抑市场粮价。为了缓解能源、原材料供求矛盾突出的问题，降低了电解铝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控制不合理出口。
在法律手段的运用上，坚持依法行政，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如针对一度出现的开发区热和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依法开展了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清理整顿。按《土地法》要求严格控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过度投资项目的建设用地，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对乱占滥用土地，违法违规占用基本农田，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依法进行了严肃查处。
可以说，这次宏观调控打的是“组合拳”，是综合运用各种调控办法，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之所以还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过多干预的结果。对于企业经营行为，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来规范和引导；对于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助长重复建设的行为，既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又必须运用行政手段来约束和纠正，确保宏观调控有力有效。比如，暂停审批新设和扩大各类园区，查处投资建设的违法违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这些都是必要的。当然，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并与经济手段密切配合。
（四）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只治标
有人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治标、不治本。事实上，在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中央反复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要把加强宏观调控同推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一年多来，各领域的改革不仅没有停步，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
一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今年，中央1号文件对粮改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又出台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进一步放开粮食主产区收购市场，建立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国家安排100多亿元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上半年已基本兑现到农户。这些措施激发了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
二是投资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去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投资体制改革方案，今年7月国务院以《决定》形式颁布实施。目前，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国务院的《决定》精神，抓紧修订完善配套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进一步消除投资膨胀的体制根源。
三是税收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减免了农业税。出口退税机制进一步完善，在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支持力度的同时，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东北老工业基地8个行业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也正式启动。
四是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加快，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农村信用社改革去年在8个省市进行试点，今年又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国有保险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顺利完成重组改制。金融监管体系也正在不断健全。
五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明显。继2002年10月、2003年2月，国务院分两批取消和调整1300项行政审批项目后，今年5月，国务院又取消和调整了495项行政审批项目，从而使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占总数的一半，为转变政府职能、扩大企业自主决策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此外，还在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价格特别是电价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有利于为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基础。
（五）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一刀切”
有人说，这次宏观调控搞的是“一刀切”，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从这次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来看，中央从一开始就强调，以后又反复强调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要求在实施总量控制的同时，注重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做到松紧适度，不“急刹车”，不“一刀切”。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千方百计这样做的。
从产业来看，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比如，国家决定暂停半年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的审批，在实施过程中是区别对待的：对国家禁止的产业不供地，对国家限制的产业严格控制用地；同时，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用地又没有“封口”，继续审批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重大公共设施和卫生、教育等项目的建设用地。再比如，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普遍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加大了投入力度，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1%，同比提高9.6个百分点。今年还启动实施了西部地区教育“两基”攻坚计划，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和“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1200多个县级和部分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在年内基本建成，同时加大了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前三季度，教育、卫生投资分别增长24.8%和27.4%.能源投资大幅度增长，电力、煤炭投资分别增长50.5%和63.7%，同比提高22.9个和10个百分点。夏季用电高峰平稳度过。
从行业来看，即便是对钢铁、水泥等过度投资的行业，也不搞“一刀切”。抑制的是那些生产能力过剩、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产品，淘汰的是落后的工艺设备。对那些市场供不应求、技术含量高、环保设施好、能够推动产品结构升级的产品，不但不控制，而且大力支持。调控期间，国家批准上海宝钢、湖北武钢等新上了优质钢铁项目；去年新型干法水泥比重由16%提高到25%，今年有望进一步上升到35%；不少技术先进、产品市场前景看好的民营企业也新上了一批项目。
当然，在具体执行中，“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政策的落实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中央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了措施，进一步强调，在继续控制中长期贷款过快增长的同时，增加短期贷款，及时对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流动资金；对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行业控制信贷投放的同时，要加大对农业、能源、交通、高新技术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的信贷支持；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有利于调整结构的项目，要积极给予支持。9月份，流动资金贷款增量开始回升，由前几个月的同比少增转为多增304.6亿元。
（六）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这次宏观调控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各地情况不同，差别也很大，认为“他热我不热”。还有的同志说，宏观调控是切了东部的“尾巴”，砍了西部的“头”，意思是东部地区已经热得差不多了，中西部刚开始热就赶上宏观调控，感到吃了亏，认为这次宏观调控会影响本地经济的发展。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央是着眼于全国的经济大局，不仅对整个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有利，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从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来看，中央所采取的措施不是专门针对某个地区、某个省份的，而是立足于全局，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全局出了问题，局部也难以幸免。从各地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有共性的，差别只是程度的不同。去年下半年以来，粮食减产、投资需求膨胀、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等问题，不仅东部地区存在，中西部地区也存在。中西部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开发区热、圈地热，也违法违规上马小水泥、小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煤电油运紧张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但影响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影响本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来看，这次调控不仅没有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前三季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有的增幅还快于东部。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切实加强薄弱环节的要求，中央加强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以及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支持，重点是向中西部倾斜的。如，今年国家又批准了西部开发的十大工程，总投资额超过800亿元。特别还应当指出的是，宏观调控的实施，为中西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下，东部地区企业为了拓展发展空间，缓解土地、能源、水等资源的约束，已经出现了资金和项目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今年1-9月，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下降，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0.3个和0.7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七）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专门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拿非公有制企业“开刀”，“打压民营经济”，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影响。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也不符合实际。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方面，是党的一项重要方针。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强调要把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在这次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无论对谁、对何种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只要是符合法律法规的，都坚决支持；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则严肃查处。江苏铁本钢铁公司在这次宏观调控中被查处，不是因为这家企业是民营企业，而是因为它在建设用地、环境评审、银行信贷和纳税等方面，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也严肃查处了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国有企业。
实践证明，通过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地改善了发展环境，客观上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既快又好的发展。经过去年以来的调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出现了明显回落，但民间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今年1-9月，私营企业投资同比增长59.4%，高于国有企业投资47.5个百分点；私营企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同比由7.9%上升为9.7%，提高了1.8个百分点。
（八）这次宏观调控会不会影响经济快速发展
这次宏观调控开始时，有人担心会把刚刚恢复的经济发展好势头打压下去，丧失发展的机遇；随着宏观调控措施逐步到位，又有人担心会不会“硬着陆”，引起经济大幅下滑。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这次宏观调控不是简单地压速度，人为放慢经济发展步伐，其根本着眼点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真正用好战略机遇期，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的发展。
去年以来的实践表明，宏观调控在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抑制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同时，不仅没有影响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而且对保持国民经济这艘大船平稳较快航行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缓解。一是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粮食播种面积有望比去年增长2%左右，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势头；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稻谷种植面积，所占比重分别达到46%和50%以上。粮食总产量恢复性增长，有望实现或超过预期目标。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比一季度回落15.3个百分点。一些过热行业的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前三季度，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增幅分别比一季度回落65.5个和43.4个百分点，铝业投资由一季度增长39.3%转为下降6.5%.三是货币信贷增势减缓。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分别增长13.9%和13.7%，增幅比3月末分别回落5.3个和6.6个百分点。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17939亿元，同比少增6697亿元。四是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积极成效。乱征滥占耕地的现象明显减少，新增建设用地也得到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良好发展势头。突出表现为“五个继续”。一是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3144亿元，同比增长9.5%，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7%.二是经济效益继续提高。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6.2%；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8088亿元，同比增长39.8%.三是对外贸易继续快速增长。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6.7%，其中出口增长35.3%，进口增长38.2%.利用外资继续增加，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21%.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5145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112亿美元。四是人民生活水平继续大幅度提高。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出现了多年来所没有的两位数增长。前三季度，扣除价格因素，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1.4%，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就业再就业不断扩大，前三季度，新增城镇就业人员774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85万，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6%和77%.社会保障工作继续加强，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同比增长20%.五是消费市场继续稳中趋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
实践表明，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是必要的、及时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有效的，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丰富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经验。无论从当前看还是从长远看，搞好这次宏观调控的意义都不可低估，它有利于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实实在在地推进结构调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积极调整发展思路，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
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要增强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正确、积极地理解和贯彻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为形成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创造条件。（本文节选自作者2004年11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
作者简历
马凯，1946年6月生，上海金山人。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历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兼计委主任，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1993年6月至1995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4年4月中国青年研究会副会长
●1995年至1998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97年9月中纪委委员
●1998年国务院副秘书长
●1998年4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和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
●1998年6月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
●2003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新京报》新闻热线：010－96096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