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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社会保险局审计稽核科的黄自强科长，眼下正忙着处理一件“还是头一次碰到”的棘手案子：重庆轮船总公司长期少报瞒报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令许多职工相当不满，部分人甚至不断上访、起诉；在社保局的敦促下，该公司已就此进行了清查工作，并分批次解决有关问题，但由于涉及年限太长、涉及职工太多等多方面的原因，问题又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根本解决。
记者日前赶赴重庆深入调查后则发现，要避免类似案件的发生，还有待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用“档案工资”替换“工资总额”
重庆轮船总公司(下称“重轮公司”)是重庆市的大型国有企业。1993年国家实施统一的养老保险政策后，该公司职工(包括目前在册的以及离退休和下岗的职工)都纳入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体系之内。
根据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应为企业工资总额。而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统制字【1990】1号文)，工资总额是指单位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具体而言，单位应根据职工工资总额按个人3％、企业33％的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作为日后发放职工养老金之用。
但据曾在重轮公司负责薪酬工作的退休职工曾永强称，该公司当时内部确定的缴费基数却不是工资总额，而是“档案工资”，在1998年之前，该公司无论是高层管理人员还是一般船员，都是以档案工资为基数缴纳养老保险的。“档案工资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发文件才能改动的那部分工资。当时公司施行的是固定工资加超产奖，一般船员每个月都有七八百元，船长有两三千元，但档案工资就少得多，即使是船长也就400多元。”
记者查看了该公司多名退休职工的工资卡后也发现，其档案工资最高的也只有476.5元。
曾永强告诉记者，当时他曾向公司领导反映过这个情况，“可头头找我谈话说，小曾啊，你看如果按规定交的话，企业怎么过？”而除了像他这样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其他职工对此事很少关心，“好多人还觉得少缴好，却不晓得这对他们以后的切身利益有很大影响”。
据了解，直至2003年，这种少报瞒报缴费基数的情况一直存在。在一份《曹江麟历年缴费工资总额情况》中，记者就看到，1993到2003这10年间，重轮公司向社保局申报的该职工缴费工资为60451元，比实际应申报的缴费工资少了48831.8元。
而这种做法的不良后果，在职工退休后立刻显现了出来。按照重庆市基本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养老金由四部分组成，其中两个部分与缴费工资直接相关。由于养老金计算办法比较复杂，目前重轮公司的很多职工都不清楚实际该领多少退休金，但当与其他一些企业的退休职工进行比较后，大部分人就发现，自己的养老金低了一半有余。
申报程序操作不透明
“缴纳养老保险是企业的一项强制义务。”原重轮公司江海分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曹江麟说，“国家制定这项政策，就是希望职工退休后能领到一份退休金，生活上有保障。”
对于重轮公司在养老保险缴费上存在的问题，曹江麟早在2002年之前就曾多次向有关方面反映。
2002年3月15日，一个下雨天。曹江麟偶然得知公司把上一年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的情况张贴出来后，马上就跑去看。“这是一个新鲜事，以前公司从来没有贴出来。”
但看到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按照重庆市的有关规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最少不得低于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下称“社均工资”)的60％，最高不得超过300％。据曹江麟回忆，这份《重庆轮船总公司2001年职工缴费花名册(重庆地区)公示》把职工分成了几个等级：总公司高层按社均工资的3倍缴费，分公司高层按2倍缴费，总公司普通职工按1倍缴费，而分公司普通职工则仍按档案工资缴费。这样，有的人的缴费基数就远高于其工资总额，而有的人又远低于工资总额。
记者曾就此问题采访过重轮公司，但该公司并未作出正面回答，只是称正在进行“抢救”工作，“少缴的会补上，多缴的会退回来”。
令曹江麟有意见的还有当时公示的地点。“公告贴在保险处门口，可保险处不在公司办公大楼里面，平时很少有职工过去。虽然我马上跑回公司叫大家过去看，但那份公告很快就被雨淋模糊了，估计看到的人不到30个。”曹江麟说。而按照国家以及重庆市的有关规定，参保单位“应在单位办公大楼显著位置公布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据介绍，职工退休时应当领到一张单位发的养老保险待遇审核表，在其签字同意后才能发放养老金。但接受记者询问的重轮公司退休职工都表示，他们均不知道此事。
倒是该公司下岗职工窦玉手头有这么一份审核表。她1998年下岗，其后关系转入当地再就业中心两年，2003年退休。她说，这张表是“国家”发给她的，而不是单位发的。
而这张审核表上呈现出的工资总额耐人寻味。从1994到1997年，窦玉核发的工资总额每年均以四五百元递增，但到了1998年却一下子飙升了1100多元。据她介绍，这正反映了在其关系转入再就业中心后，该中心开始以社均工资的60％作为她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基数。
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比同期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要多。例如，目前窦玉每月的退休金为418元，而同单位一位1999年正式退休的职工只有283.88元。
重轮公司一位职工的话颇能代表民意：“公司一直没有对我们讲明情况，操作也不透明。最后等我们开始领退休金时，真相才大白。”
三宗官司和一张整改通知书
据了解，在接到曹江麟的投诉后，重庆市社会保险局审计稽核科随即就对重轮公司进行了养老保险稽核工作，而其后的催缴工作却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黄自强科长曾多次到该公司送达整改通知书，但该公司都不愿意接受，甚至拒绝签字，为此双方数次吵翻。“他们对政策不了解，认为没有缴费的是其分公司，我们应该去找分公司要钱。”黄自强说，“重轮公司中只有总公司具备法人资格，其分公司都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社保局只能把总公司作为惟一的参保单位。”
由于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曹江麟最终选择了诉诸法律。2003年底，他把重轮公司告到了重庆市渝中区法院，要求后者为其补缴10年来少缴的养老保险费。但法院判称该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而应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
这个判决结果基于这样一个背景：2001年重庆市曾规定，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养老保险的案件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不能受理。后经当地一些人士的鼓与呼，该市有关部门才在2003年发文称可以受理此类案件(详见本报2003年1月16日报道《79号文和它的两个反对者》)。
民事官司被驳回后，曹江麟又以行政不作为为由分别将重庆市社会保险局及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告上了法院。
此后，重轮公司的许多职工开始联名写信上访。记者看到，他们的投诉信后面附了7页白纸，上面签满了320名退休和下岗职工的姓名。
今年6月8日，重庆市社会保险局向重轮公司送达了一份《基本养老保险稽核整改通知书》，通告了曹江麟的养老保险缴费稽核情况，要求该公司立即纠正，并称“对其他类似情况，由你单位作清理自查”。曹江麟因此撤回了上述两宗行政诉讼，等待公司的纠正结果。
10月28日，记者前往重轮公司采访。该公司总经理冯地禄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在“五自主四放开”政策的影响下，重轮公司放手让下面的分公司“搞活”，分公司成为相对独立的核算单位，工资的标准及形式、奖励、津贴都由自己决定，养老保险费也由其申报给总公司。“当时的管理非常混乱，处于失控的状态，分公司经常少报瞒报缴费基数，甚至不交养老保险。”
冯地禄说，自他1998年调任该公司总经理之后，就已发现养老保险的问题，并开始着手处理。在被起诉之前，公司已分批次逐步对在册职工的养老保险进行“抢救”，对历史上少报瞒报部分开始补缴。
而在重轮公司今年召开的(重庆地区)职工代表大会上，该公司也称：从1999年到2003年，共计分8批次为1659名职工补缴了养老保险，2004年再次对712人进行“抢救”，并力争2005年完成补缴工作的98％，从2006年开始进入良性循环规范操作的轨道。
在冯地禄的眼里，问题的解决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目前，重轮公司的清查工作已接近尾声。记者看到，属于清查范围的职工花名册有厚厚数本，里面详细记录了自1993年以来每年的欠缴费情况，据称共欠费2143万元。但这些花名册只包括该公司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却不在其列。
这些下岗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欠费问题该如何解决？对此，重轮公司劳动人事处的陈处长认为“这已不是公司的责任”。而黄自强则表示，现在只能先解决在职和退休职工的问题，对于下岗职工，“如果发现有问题再作处理”。
普遍的难题
黄自强坦言，养老保险缴费存在问题，是重庆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另外，重庆本地的媒体也曾公开报道称，2002年该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达16.65亿元。
据黄自强介绍，少报瞒报缴费基数，是当前养老保险问题的一大热点；虽然这类企业的数目很难统计，但在重庆市每年稽核的1000多家企业中，存在少报瞒报现象的占了20％多。
我国多部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属企业的强制义务，任何企业都必须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政府有关部门也曾对此三令五申。但是，目前的形势却并不乐观。
黄自强就说，重庆属于重工业城市，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历年严重亏损使得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成为一句空谈。“如果不是重轮公司开始赢利了，这次的问题不可能这么容易解决。”
然而，像重轮公司这样能够“减员增效”的企业，黄自强称“并不多见”。他说，很多企业依然背着养老保险这个沉重的负担，劳动保障部门如果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话，“那就是企业破产，大家把东西分了”。
黄自强还承认，目前的社保制度建设上也存在缺陷。“都说社保局是执法部门，其实根本名不副实。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手段，不能开行政处罚书，只能出整改意见。遇到需要处罚的情况，我们只能向劳动部门汇报，而这又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无形中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
按规定，社保部门有责任对每个职工的工资总额进行审核。“但这种要求根本不现实。”黄自强说，“举例来说，目前渝西地区社保机构只有300多人，却要管理100多万职工的缴费工作。怎么办？我们只能采取程序性审核，真实性由企业负责。”
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重轮公司在养老保险方面能够弄虚作假长达10年却得不到有效监管。
由于重轮公司的案子涉及人数众多，时间跨度较长，所以黄自强认为最终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对该公司的清查工作表示满意，称“到时候职工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养老保险出现问题，有企业的原因，有职工的原因，也有政府监管部门的原因。但最终受损的只是职工。”黄自强最后说，“因此，我们期盼国家能出台一个‘养老保险条例’，从法律上破解当前的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