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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美国报纸载文报道中国新领导大力执行扶植农业的政策，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认为2004年在这方面是一个重大转折。
德国《时代》周报10月7日一期文章说：衣着十分简单，灰色的毛背心下面是格子衬衫，但举止却充满了自信。68岁的老共产党员吴昭仁（音）在他的老家、安徽省省会合肥说，“农民不会永远沉默”，因为“市场改革和农民工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自从两年前共产党完成领导人换届后，农业重新占据了它在中国政策中的核心地位。没有一份党的重要文件不把农民放到前面，没有一份政府声明不把战胜农村贫困当作优先的目标。政府已经加快了对两项政策进行划时代改动的步伐：逐步取消有数千年历史的上交中央政府的农民税收，以及由北京向一些农民提供直接补贴。鉴于其极高的人口密度和有史以来的独特土质，安徽省成了中国农业政策的试验田。眼下这些改变已经在这里显示出了效果。几年来，这里的农民徒劳地等待着上面的救济。与久期不至的救济相反，他们的税费却一季季上升。今年的情况则不同了：“以前我们每人每年要交纳140元的农业税，今年则只有40元”，安徽省巢湖附近一位种植水稻的村民王本运（音）说。此外，银行还付给农民每单位田地1.5欧元的化肥补贴。对一些包括偏僻区县进行的参观也再次证明了他的积极评价。由于安徽一个农民年收入的现金部分平均为180欧元，所以这一金额就相当高了。另外，粮食价格自2003年8月以来上涨了30％，对农民而言这是件好事，而且这也是北京采取新农业政策的一个结果。“富裕是谈不上，但我们的日子比一年前好一些了。新的政策我们感觉得到，”王本运说。现在，农民们得到援助的承诺，它们确实也到达了他们的手中。原因是像吴昭仁这样的改革者在北京传递着这样的认识：只有把钱直接支付到农民的钱包里才能够帮助他们。眼下，吴看到了真正的进步：“2004年标志着自20年前公社解散以来中国农民政策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头6个月收入增长首次快于城市————多亏对农民实行了在全国奏效的新税收和价格政策。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5日报道说，中国农村地区也在繁荣发展。中国蓬勃的经济发展在使城市地区焕然一新的同时，也正给农村的一些地方带来繁荣，这使人们不再那么担忧农村地区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即使在中国最贫困的贵州省的贵阳市花溪区，这一点也变得非常明显。在这里，种植水稻的普通农民一年只能靠区区60美元勉强维持生活，但李佩冰（音）和她的丈夫却靠跑运输每年能赚4700美元。 李佩冰说：“我们想攒点钱，明年再买一辆卡车。”她说，现在村里半数的家庭都有一辆车。她说：“村里的许多人过得都很好，就像我们一样。”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距令中国的领导人感到担忧。25年前经济改革起步的时候，农村地区通过解散农村公社，并允许农民在当地的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而首先从改革中获得了好处。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直到整个90年代，城市地区的增长速度开始迎头赶上，并最终远远超过农村地区。过去5年中，城市地区的平均收入激增了56％，而农村地区的增长则仅为21％。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帮助农村居民发展将是头等大事，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来说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