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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一直被认为是个并不新鲜的敏感话题。
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房地产商在公开场合谈到这一话题时，往往处理得很巧妙很微妙，让追问者无法深入：或是语焉不详、避重就轻；或是无可奉告、转而言他。这种暧昧态度下的谨言慎行，使城市发展的引领人群烙上了明显的低调色彩。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普通市民和拆迁户们的反复思量、左右权衡，互通消息、扳着指头算细账恐怕是每个被拆迁者的必修功课。两种泾渭分明的态度让拆迁逐渐成为城市硬币的正反面。
然而，随着城市拆迁新政的相继出台，在拆迁方和被拆迁方还未曾找到统一利益的最好方法时，一个让拆迁的关联者始料不及的问题，摆在了拆迁决策者和总执行人———市长的面前。这种说法来源于武汉市长正在解决的一道难题。
昨天的《武汉晚报》针对这一难题做了很详尽的报道。报道用了“怒斥”来形容武汉市长李宪生对在城中村滥盖私房，骗取拆迁补偿现象的态度。还有一位政协委员这样描述拆迁暴发户：现在，近郊农村有一怪———不种粮食不种菜，种什么呢？专种房子。我就认识这样一个村民，建了五栋房子，面积达到一万多平方米，这么多房子他并不是自己住，而是出租和专等政府来拆迁，光拆迁补偿费就可获利千万元。拆迁也能拆成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这应该是普通拆迁户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那么，这种一拆即富的窍门到底在哪里？
借用李宪生的说法是，在城中村里乱搭乱盖的人恐怕不全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一点地位、没有一点权力，他是没有办法来实现这个目标的。很显然，拆迁暴发户不是李宪生一个人的难题，也不仅仅是武汉的难题，它代表了所有城市发展拆迁行为中正在出现的新现象。
“谁影响嘉禾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极端口号音犹在耳，又出现了专种房子的拆迁暴发户。旧伤未愈，又发城市新殇，这不能不引起警醒和反思。拆迁暴发户竟然能按拆迁政策堂而皇之地得到补偿，并屡试不爽，如果不是拆迁户的问题，那就是拆迁法规出现了漏洞！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可以借拆迁暴富。所以，拆迁法规还具有普遍适用性。如果不是拆迁法规的问题，那就是拆迁户的问题了。
当初，因为公共利益拆迁和商业利益拆迁没分清，政府部门很容易给拆迁户们留下官商勾结的印象。所以，数起拆迁纠纷的发生让地方政府的官员们自我检讨，把群众利益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并正视市民要求。现在，拆迁暴发户的出现说明了另外一个极端问题，那就是地方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与拆迁户形成利益共享。
问题说到这里，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城市拆迁新政可以结合相关法规，对地方政府中的基层组织明确责任，比如区县和街道等，出台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等类似的条文，严控突击盖房或乱搭乱建等。当然，这些是以拆迁规划信息的透明公开为基础的。一旦悖离透明和公开，所出现的就不只是拆迁暴发户，还有拆迁腐败。
温州炒房团曾经被喻为一个神话，它凭的是资金实力和先知先觉的敏锐判断力。每到一处，总能搅动房价飙升，所以它能暴发。如果拆迁户靠的是炒房团那样的天资，那么，这样的暴发户多几个也无妨。怕只怕脱离了市场和监督的拆迁新政，既失了市场又失了民心。
所以，城市拆迁中的平衡木上应该有更全面新政的身影，在政府完全摆脱拆迁执行者的角色后，让拆迁暴发户的舞蹈可以赢得市长和市民的掌声，而非城市之殇。
作者系江南时报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