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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笑话说，某女士得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她向医生请教如何才能过好这半年。医生建议她与一位经济学家结婚，因为经济学家教条、枯燥、无味，“与他在一起度日如年，恨不得早点死去。”但是，如果这位女士找的是这样一位法国经济学家——
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修建从巴黎到马德里的铁路。一位叫西米奥特的议员建议，铁路在波尔多中断一段，这样就可以使波尔多地方的搬运行李工人，商店、剧院和服务人员及老板，以及轮船上的船员等各种人、收入增加，从而波尔多财富增加，法国财富也增加。这位法国经济学家马上说，你讲得太好了，但不必以波尔多为限，翁古拉姆、波尔图、图尔，奥尔良等铁路通过的城市都该这样，法国不更富了吗?他还建议把巴师夏名著中文本这一节节中断的铁路命名为“起反作用的铁路”——不是有利于交通，而是增添麻烦。
当法国执政者建议提高关税，以保护法国工人时，他写信给商业部长说，这个建议真好，因为不让国外锋利的大斧进口，我们就用自己生产的小钝斧干活。大斧砍树要100下，小斧要300下。这样，一小时能干完的活，要三小时才能干完。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三小时创造的财富总比一小时多啊!
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这位经济学家1845年写的《蜡烛商的请愿书》。他以蜡烛商的名义说，我们实在竞争不过太阳，太阳的光是无代价的，因此，希望立法者让全国用幕布遮天，让普天下永远黑暗，全国经济才能繁荣。他的这篇文章现在仍被广泛引用，这个故事经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引用已家喻户晓。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会猜到，我介绍的这位经济学幽默大师是巴师夏。如果这位女士有幸与巴师夏结婚，读这位大师的书，听这位大师侃经济学，她一定会每天开怀大笑，不想死去，也许绝症被欢乐战胜了呢！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的著作中充满了这种幽默的笑话和看似谎谬却使论敌无法回手的逻辑推理。他这类著作包括《经济诡辩》(Sophismes éConomiques, 1847), 《看见什么和没看见什么，或一堂政治经济学课》(Coqúon voit et ce qúon ne voit pas, ou I’éconmie politique en une lecon, 1846)，但他主要著作是《和谐经济论》(Harmonies économiques, 1850)。
尽管巴师夏写的书极富幽默感，其实他的人生并不顺利。他出在法国巴荣纳，九岁时就成为孤儿，但仍受到过良好教育，读书甚多。他在24岁时继承了祖父的遗产后，经过商、务过农，但都没成功。他有点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心地善良但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伯爵。1830年波旁王朝逃出法国，但还招集了600名青年勇敢冲进一个波旁王朝的堡垒。结果里面的人不战自降，请他们共进美酒，英雄主义行为变成了笑谈。他一直住在乡下，被巴黎人称为“外省人”。1844年，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国和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的文章，抨击关税保护，倡导自由贸易，引起轰动，自此进入经济学界。此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与小册子。他犀利、幽默、冷嘲热讽的文章在社会上比那些严肃学者的规范论文影响大得多，并于1848年当选为议员，可惜天不假其年，他患肺结核病，并于1850年去世，年仅49岁。据临终时在他身边的牧师说，他最后喃喃自语的话是“真理，真理……”。
那么，巴师夏追求的是什么真理呢?他认为，人类社会表面看来纷纭扰攘，每个人都为一己私利而奔波，实际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之下，社会是和谐的，每个人利己的努力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在国内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之间没什么矛盾，利益是一致的；在国际上，各国之间是和谐的，自由贸易可以保证共同富裕。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不同，他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其实那种幽默、风趣的文风正是他对社会乐观态度的体现——一个总是忧国忧民的人，哪能幽默起来呢?
当然，即使从那时的观点来看，他的这套观点并不是什么创见，也没有理论上的深度。所以历来经济学大师们对他评价都不高。英国经济学大师A·马歇尔(A.Marshall) 认为，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并不比他反对的社会主义者强多少。熊彼特则说，巴师夏不是一个坏的理论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家。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H·凯里(H.Carey )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序言中甚至指责，巴师夏剽窃了他的理论。
巴师夏的功劳在于用幽默生动的文风传播了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巴师夏被称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自由贸易福音传教士”。熊彼特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记者”。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Edgeworth) 称赞他在把前人的经济学发现通俗化方面是个天才。其实，能用一支幽默、风趣而又通俗的笔把那些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介绍给大众，不也是一种成功吗?何必都去创新呢!读巴师夏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在享受中又领略了自由主义真谛，这不正是我们至今仍然怀念巴师夏的理由吗?
本文摘自梁小民著《话经济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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