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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理论较为明显地具有强化经济人的博弈意识、蜕化经济人的博弈动机、劣化经济人的博弈手段的负面影响
如若经济人把所有竞合者都以邻为壑地视为博弈对象，把获取不当利得看作博弈动机，把不择手段当成博弈手段的话，事实上的“博弈经济”也就形成了
最近，两则经济新闻引起了笔者关注：
一是“媒体催债”。据报道，建设银行、建行北京分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日前斥资上百万元，在报纸上联合刊登22个版面的“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向四五千名借款人催收5342笔、总额超过100亿元的可疑类贷款。
二是“车贷翻车”。据统计，到今年上半年为止，全国汽车消费贷款余额超过1800亿元；2003年至今，至少有945亿元的个人汽车贷款无法回收，不良贷款率超过50%。由于保险公司早早退出了车贷业务，风险现全部担在了银行身上；而汽车消费贷款从“加速”到“翻车”，用时不过数年。
两则新闻有无关联？或者说，诱发它们得以滋生的“温床”究竟在哪里？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细胞正受到“博弈经济”“病灶”的吞噬，恐是原因之一。换言之，当诚信与法制两个驱动市场经济的车轮“跛足”甚至“缺失”之时，当市场经济的“竞合原则”被曲解成“合作是假竞争是真”甚至歪读为“竞争对象就是博弈对象”之时，当经济博弈作为一种时尚心态与必备策略之时，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经济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便成了“不设防经济”，博弈者当然会在与银行的“博弈”中大获其“胜”。
何谓“经济博弈”与“博弈经济”？两者有何联系与区别？要弄清楚这一问题，还得从博弈论的经济含义说起。博弈论（Gametheory）也叫对策论或竞赛论，它将经济活动看作是一场“游戏”或“对弈”，每个游戏者都应尽量寻找对己有利的规则来“灵活”选择策略，甚至通过“犯规”“成本收益比”的权衡不惜故意犯规来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
如何评价经济学的博弈理论？一方面，虽然经济理论不一定是“道德的理论”（如战争、灾害后的大规模重建反而有助于GDP增长），但其作为客观经济生活的反映，自有一定的认知作用。我国的市场经济虽然带有“社会主义”的特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显现出某些共性的特征（如面临“博弈经济”的考验）。
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是“经济人”，而经济人身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固有特征，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他们在投入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甚至时间、精力时必会“算计”一番；而算计的极致形态，便是将每一次经济活动视作商战博弈，把你死我活的个案“搏杀”强化为一般意义上的商战原则。只要这种博弈心态不触犯现行法规，本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博弈理论较为明显地具有强化经济人的博弈意识、蜕化经济人的博弈动机、劣化经济人的博弈手段的负面影响。如若经济人把所有竞合者都以邻为壑地视为博弈对象，把获取不当利得看作博弈动机，把不择手段当成博弈手段的话，事实上的“博弈经济”也就形成了。
“经济博弈”发展为“博弈经济”，既是市场经济步入歧途的标志，又是其进一步蜕化的根源所在。“博弈经济”的实质是，它不再以诚实守信作为信用经济的市场基础，不再以守法遵规作为法制经济的制度规范，不再以公众利益作为社会和谐的必备条件。换言之，博弈经济的危害必然表现在对诚信经济的公然背叛，对法制经济的公然藐视，对和谐经济的公然践踏上，一切真正爱护市场经济健康身躯的人们，是不愿意看到博弈经济的“癌变细胞”任意滋生蔓延的。
反观我国的市场经济，从总体形态上说，无疑与“博弈经济”相差甚远，但是否存在“经济博弈”开始抬头且有扩散趋势呢？答案同样是肯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曾在本年度博鳌亚洲论坛上公开告诫市场各方，“不要和央行博弈，大家同舟共济”。
其实，遭到博弈的何止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遭遇的“博弈”更多更猛。有的企业法人虚列注册资本、虚构收入利润、虚拟投资项目以骗取商业银行贷款，实际上是将其作为博弈对象，一旦贷款资金到手，还与不还主要不取决于是否具有偿还能力，而直接受制于博弈的“成本收益比”。同样，符合国际潮流、作为新兴业务的个人银行业务也未能幸免。
如何防止经济博弈之风的蔓延从而避免跌入博弈经济的深渊？通途千条万条，通衢大道只有一条：从现在起务必大力加强诚信法制建设！我国市场经济的“跑车”只有用诚信法制双轮驱动，才能在健康轨道上跑得既快又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加息通道，又一个检验我国“经济人”到底是诚信践约者还是市场博弈者的“关口”来到了。加息以后，由于房产价值缩水和业主月供增加的双重夹击，可能会“诱使”部分“亏损”开发商停止还贷和部分“负资产”家庭选择断供，从而使商业银行在车贷之后面临又一次“博弈”浪潮。以研究金融经济为己任的笔者，愿意在此为商业银行代言一声——不要再与银行“博弈”了，大家同舟共济。
（作者顾纪生为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傅贤治为江南大学商学院院长）
